<var id="z7hpn"></var>

<nobr id="z7hpn"></nobr>

<th id="z7hpn"><big id="z7hpn"><menuitem id="z7hpn"></menuitem></big></th>
<video id="z7hpn"><big id="z7hpn"><menuitem id="z7hpn"></menuitem></big></video><video id="z7hpn"><mark id="z7hpn"><font id="z7hpn"></font></mark></video>

<b id="z7hpn"></b>

<video id="z7hpn"><mark id="z7hpn"></mark></video>
    <th id="z7hpn"><meter id="z7hpn"><sub id="z7hpn"></sub></meter></th>

      女性就業狀態影響因素分析

       摘要

      城鎮化和工業化的加快促使我國農村勞動力大量向城市轉移,加上我國戶籍管理制度的變化,使得我國的流動人口大量增加。根據原國家衛健委發布的《中國流動人口發展報告2018》,截止到2017年底,我國的流動人口為2.44億。在我國的流動人口中,女性人口比例逐年增大,根據2017年的統計數據,2011年至2016年間,我國流動人口中女性所占比例由47.7%上升到48.3%,大量女性涌入城市,越來越多地參與到社會生產活動中。在城鎮尋找工作,掙錢謀生、改善生活條件是流動人口遷移的最根本的目的,解決流動人口,尤其是女性流動人口的就業關系到社會的和諧和穩定。本文擬根據CHIP2008和CHIP2007調查數據,采用實證分析的方法,建立流動女性生育決策模型、勞動參與模型和選擇靈活就業模型,利用Tobit回歸研究家中未成年子女對我國女性流動人口的職業選擇的影響,以為制定解決女性流動人口的措施提供幫助。

      本文首先以新勞動力轉移理論對影響我國女性流動人口職業選擇的因素進行分析,抓住生育這一影響流動女性職業選擇的因素,以當前全面實施二孩政策下未成年子女對于我國流動女性職業選擇作為研究重點,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說。主要有:家中存在學齡前未成年子女和入學未成年子女的流動女性會更加傾向于選擇靈活就業,家中存在入學未成年子女對于流動女性選擇靈活就業的影響更大。家中存在學齡前未成年子女和入學未成年子女會促使流動女性離開勞動力市場,并且學齡前未成年子女對于流動女性勞動參與具有更強的負向影響。

      接著,使用Tobit模型對本文假設進行實證分析,將未成年子女分為學齡前(5歲之前)和中小學(6-14歲)兩個年齡段,對不同年齡段的未成年子女在影響流動女性勞動參與和靈活就業的情況進行偏效應估計,分析其對于流動女性職業選擇影響的差異,并分析是否有老人幫忙分擔照看孩子壓力對于流動女性就業和職業選擇影響的差別。為解決生育決策的內生性、勞動參與的自選擇問題,本文構建了職業類型選擇、勞動參與決策、生育決策的聯立模型。為了解決女性就業的內生性問題,選擇社區女性就業率作為工具變量。并分別使用沒有養老保險和未簽訂勞動合同、自我雇傭對靈活就業進行重新界定來對實證結果進行穩健性檢驗。

      通過實證研究,得出的結論主要有:1)生育給流動女性帶來照看未成年子女的壓力,照看未成年子女會對其勞動參與和職業選擇帶來影響,未成年子女年齡的不同以及家中是否有家庭成員分擔照看孩子的壓力的流動女性,在勞動參與和職業選擇上的表現有所不同。2)家中未成年子女存在會降低的女性就業的可能性,家中未成年子女數越多,流動女性離開勞動力市場的可能性越大,并且有學齡前未成年子女的流動女性更加傾向于離開勞動力市場。3)家中未成年子女存在會增加流動女性選擇靈活就業的可能性,未成年子女數量越多,流動女性選擇靈活就業的可能性越大,和家中有學齡前未成年子女的流動女性相比,家中未成年子女已經入學的流動女性選擇靈活就業的可能性更大。4)和無老人幫忙照看孩子的三口之家相比,有老人幫忙照看孩子的五口之家的流動女性離開勞動力市場的可能性降低,選擇靈活就業的可能性更大。

      關鍵詞:流動女性;職業選擇;未成年子女;靈活就業

        1 緒論

        1.1 研究背景

      實施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經濟發展進入快車道,城市化以及工業化進程不斷加快,社會轉型加速,同時對于戶籍的管理越來越靈活,受此影響,我國的人口流動越來越活躍。特別是大量的農村人口為了尋求更好的發展空間、獲得更好的就業機會和更多的經濟利益,更多地選擇離開自己生長的家鄉故土,來到了陌生的城市。人口流動作為一種社會經濟現象普遍存在于人類的歷史上,在歷史變革和經濟活動活躍時期人口流動現象表現得更為突出。從流動人口的性別結構來看,剛開始主要以季節性和單槍匹馬的男性人口流動為主。隨著時間的推移,特別是進入新世紀以后,流動人口內部的性別結構開始向均衡化方向發展,在移民網絡的帶動作用下,早期的留守家庭成員也逐漸加入到流動行列,女性逐漸加入到流動人口中,占有比例越來越高。

      根據原國家衛健委發布的《中國流動人口發展報告2018》,截止到2017年底,我國的流動人口為2.44億,我國流動人口規模進入調整期。在我國的流動人口中,女性人口比例逐年增大,根據2017年的統計數據,2011年至2016年間,我國流動人口中女性所占比例由47.7%上升到48.3%,大量女性涌入城市,越來越多地參與到社會生產活動中,為我國的經濟發展做出貢獻。我國女性流動人口的數量持續增長,這無疑體現了中國婦女地位的提高以及女性流動人口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發揮的舉足輕重的作用。

      解決流動人口的就業關系到社會的和諧和穩定,在城鎮尋找工作,掙錢謀生、改善生活條件是流動人口遷移的最根本的目的。就業是民生之本,也是國安之策,對于人民尤其是流動人口而言,就業的保障就是生存的保障,是改善人民基本生活條件的前提。女性流動人口處于“女性”和“流動人口”這兩大群體的交匯處,因此她們成為城市中一類極為特殊的群體,如何解決女性流動人口的就業問題是我國現階段面臨的主要就業問題之一。

      和男性相比,女性在就業方面面臨著更多的困境。2015年9月27日,XXXxxx在紐約聯合國總部出席并主持全球婦女峰會中提出,爭取早日實現婦女全面、平等參與經濟社會活動。如何消除就業的性別歧視和促進女性人口的就業一直是我國政府部門和社會各界關注的重點問題。改革開放以后,面臨著新的經濟形勢對于就業領域的沖擊,我國出臺《勞動法》,明確規定企業要實行勞動合同制度,雖然在制度方面保證了女性就業者跟男性就業者享有同樣的權利。進入新世紀以后,我國經濟體制改革不斷深入,市場經濟不斷拓展,適合女性就業的產業、行業和第三產業的快速發展,使得女性就業領域不斷擴大,就業渠道也越來越廣。在此情況下,為更好地解決女性就業問題,政府加大保障女性就業權益和女性人力資源的開發,頒布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規和政策。2001年頒布的《中國婦女發展綱要(2001—2010年)》,確定了促進婦女就業的發展目標。2008年1月1日起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業促進法》第三章“公平就業”第二十七條明文規定:“國家保障婦女享有與男子平等的勞動權利;用人單位招用人員,除國家規定的不適合婦女的工種或者崗位外,不得以性別為由拒絕錄用婦女或者提高對婦女的錄用標準;用人單位錄用女職工,不得在勞動合同中規定限制女職工結婚、生育的內容。加上我國對于教育的投入不斷增加,越來越多的女性進入獲得了較高程度的教育,有力地促進了女性就業。

      雖然我國出臺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規來對女性的就業權利進行保障,但是在經濟結構調整的大環境下,加上二孩政策的實施,在宏觀層面上對女性就業帶來了一定的沖擊。已婚女性由于照看兒童等家庭性因素的影響而離開勞動力市場,或者選擇靈活性比較高的崗位就業,以便平衡好家庭和就業的關系。

      女性既是生育的主體,又是參與社會經濟活動的半邊天。生育子女的數量會影響女性的就業狀況,女性面臨著就業或者退出勞動力市場的兩難選擇,一方面養育子女的時間密集型勞動使得女性不得不放棄社會工作時間來全身心投入到養育子女中,另一方面子女數量的增加使得養育成本提高迫使女性更加積極地從事工作貼補家用,而且由于生育造成的就業中斷使得她們在勞動力市場中處于弱勢地位,其就業質量將會發生變化。孩子數量對女性流動人口就業具有負效應,相比無學齡前兒童照顧的女性,2-6 歲的兒童、2 歲及以下幼童更容易消耗母親的精力而使其放棄全職工作甚至退出勞動力市場。全面二孩政策的放開,將使得女性工作中斷的時間延長,勞動生產率降低,基于人力成本考慮,企業將會強化用人方面的男性偏好,女性受到歧視。在全面二孩政策放開的背景下,研究生育子女數對女性流動人口就業的影響,對改進女性就業狀況,創造促進人口和勞動力供給可持續發展的社會環境具有重要的意義。

      本文依據CHIP2008和CHIP2007調查數據,抓住生育這一關鍵點,以家中未成年子女作為主要解釋變量,利用Tobit模型,分析流動女性家中未成年子女對于流動女性參與勞動力市場以及選擇靈活就業的影響。

       1.2 研究目的及意義

        1.2.1 研究目的

      已婚女性照看家庭照料會對女性就業產生負面影響,和未婚女性相比,已婚女性離開勞動力市場的可能性更大,二孩政策的放開引起女性失業增加說明生育會對女性就業產生負作用。本文的第一個研究目的是研究家庭中未成年子女對女性勞動參與的影響。

      已婚女性面臨著生育及照顧孩子的壓力,家中是否有未成年子女,未成年子女的年齡和數量,給女性就業帶來的壓力是不同的,為了更好地平衡家庭和工作,部分流動女性選擇離開勞動力市場,部分女性選擇靈活就業。靈活就業幫助女性平衡家庭和工作的關系,促進女性就業的重要舉措,本文的第二個研究目的是分析流動女性家中未成年子女對于女性職業選擇,即是否選擇靈活就業的影響。

       1.2.2研究意義

      以新時期我國的經濟結構調整為背景,結合CHIP2008和CHIP2007調查數據,對我國女性流動人口職業結構及影響因素進行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理論意義:第一,本文綜合考慮“女性”和“流動人口”這兩個概念,研究女性流動人口這一獨特群體的職業選擇影響因素,女性流動人口的職業結構及其影響因素做出理論補充;第二,本文樣本控制在20—49周歲之間,平均年齡為28周歲,以青壯年新生代女性為主,樣本中有工作的女性占到70%,樣本量大,并且極具代表性,能夠得到比較明顯的規律。在以往研究的基礎上,進一步完善了影響女性流動人口的職業結構及其影響因素的研究內容。

      實踐意義:第一,本文采用的樣本數據比較龐大,可以得出比較明顯的規律,相關研究結論可以為解決我國女性流動人口就業問題提供參考;第二,本文的研究具體分析了未成年子女對于流動女性人口的職業選擇的影響,將流動女性家中未成年子女進行年齡劃分,分析不同年齡段的未成年子女對流動女性的勞動參與以及職業選擇的影響情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為進一步發展女性流動人口匹配相關產業,促進女性的就業起到一定的參考作用。

       1.3主要研究內容

      本文以流動女性為研究對象,擬采用CHIP2008和CHIP2007調查數據,對我國女性流動人口職業選擇影響因素進行研究。結合本文的研究目標,確定一下研究內容:

      1)調研資料,構建我國女性流動人口職業選擇影響因素分析理論框架。

      2)構建我國女性流動人口職業選擇影響因素的分析模型。

      3)通過實證分析,研究未成年子女對我國女性流動人口勞動參與的影響。

      4)通過實證分析,研究未成年子女對我國女性流動人口職業選擇的影響。

      5)通過實證分析,研究家庭人口結構對于含有未成年子女的流動女性就業及職業選擇的影響。

      1.4研究方法與技術路線

        1.4.1 主要研究方法

      本文將理論研究與實證研究相結合,在理論研究基礎上,利用CHIP2008和CHIP2007調查數據,設計變量指標,構建回歸模型,運用統計軟件對數據進行實證研究,檢驗本文研究的主題。具體的研究方法如下:

      1)文獻閱讀法。本論文在研究過程中使用了文獻閱讀法,通過華南農業大學圖書館提供的中國知網、萬方等電子數據庫進行文獻研究,整理歸納目前關于我國女性流動人口、女性就業等方面的情況,梳理出國內外相關研究現狀,在此基礎上逐步建立此次研究的理論支撐。

      2)描述性統計分析。使用CHIP2008和CHIP2007調查數據,對數據進行處理后,首先對其進行描述性統計分析,描述測量樣本的各種特征及其所代表的總體的特征。

      3)實證檢驗。由于本文選取的主要因變量為我國女性流動人口就業職業,首先對未成年子女對我國流動女性人口的勞動參與情況進行研究。另外將流動女性工作崗位進行分類,分為固定職業和靈活就業兩種,使用Tobit模型分析未成年子女對于流動女性選擇靈活就業的影響。

       1.4.2技術路線

      本文的研究思路首先是閱讀國內外相關理論及文獻,在對相關文獻進行梳理及總結的基礎上提出本文的研究模型,在分析相關變量后進行公開權威數據的查找和篩選,然后根據查找結果,對數據進行統計分析和計算,最后得出研究結論。具體研究步驟:

      1)使用具有全國代表性的CHIP2008和CHIP2007調查數據,以流動女性作為研究對象,利用描述性統計分析我國流動女性的基本特征,從橫向分析流動女性在未成年子女、年齡、受教育程度、家庭結構等之間的差異,從而來研究影響流動女性職業選擇影響因素。

      2)基于發展經濟學和勞動經濟學的相關理論,參考以往的文獻研究,分析流動女性的個體特征、家庭特征和社會特征三個層面可能對就業以及職業選擇產生的影響,抓住生育這一影響流動女性就業的因素,研究在全面實施二孩政策下,未成年子女對于流動女性職業選擇的影響,為進一步實證分析提供一個理論框架。

      3)基于構建的理論框架和數據的梳理,利用現代微觀計量經濟學的工具,以未成年子女作為主要解釋變量,以女性的個體特征、家庭特征等為控制變量,選取社區就業率為工具變量,考察未成年子女對我國流動女性職業選擇產生的影響。

      4)基于以上實證結果,分析未成年子女對流動女性勞動參與行為和選擇靈活就業的影響,為提高和改善女性的就業狀況提供科學合理的建議。

      本文研究的技術路線如圖1.1所示。

      12605e85c54d1e054a27c5fe208a157f  圖1.1 本文技術路線

       1.5論文結構

      本文主要分為6個部分,分別為:

      第1部分:緒論。介紹本文的研究背景,提出問題,并闡述研究目的與意義,確定研究內容與思路,指出本文可能的創新點與不足。

      第2部分:文獻綜述。本章主要從流動女性就業特征、流動女性職業選擇影響因素、流動女性職業選擇遇到的問題以及應對策略等方面對國內外文獻進行闡述。

      第3部分:理論基礎與研究假說。對相關概念進行界定以及對支撐文章的理論基礎進行闡述,就未成年子女對流動女性的職業選擇的影響進行理論分析并提出相應假說。

      第4部分:研究設計。本章首先對數據來源進行說明,然后對數據進行處理,構建研究我國女性流動人口職業選擇影響因素的模型并選取變量。

      第5部分:實證檢驗與分析。對樣本數據進行描述性統計分析,然后運用Tobit模型對未成年子女對于流動女性的職業選擇的影響情況進行分析。

      第6部分:結論與展望。對實證檢驗結果進行討論總結,為我國流動人口的勞動參與問題提出適當的政策建議。

       1.6 創新點

      通過調研相關文獻,得出本文可能的創新點為:

      (1)從研究內容上來看,之前針對女性職業選擇的影響因素進行研究時,將家庭因素作為影響女生職業選擇的一個重要因素,大多將照看子女作為影響流動女性勞動參與的一項重要因素,對于女性在需要照看子女時可以選擇靈活就業這一基本事實研究的比較少。為此,本文在探討家中有未成年子女是否影響女性離開勞動力市場,以及其與女性選擇靈活就業之間是否存在因果聯系,能夠更加針對性對未成年子女數這一重要因素對流動女性的就業現狀進行分析,是對之前的理論的有效補充。

      (2)從研究方法上看,本文嘗試將家中未成年子女這一解釋變量進行細分,劃分不同年齡段,并將家庭人口結構引入進來,考慮是否有老人分擔照看孩子的壓力,能夠獲得更加全面和準確的結果。

       2 文獻綜述

        2.1 流動女性就業特征

      近幾年來,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女性流動人口數量不斷增加,住房難、就業難、融入社會難等問題也在逐漸暴露。目前,國內學者主要圍繞流動女性人口的就業問題開展了大量的研究,研究思路大致是通過對某一地區的女性流動人口開展問卷調查得到數據資料,然后分析這些數據,概括出女性流動人口就業的基本特征。

      李文彬指出,我國女性人口在就業方面存在三個問題:一是女性的失業狀況比男性更嚴重;二是女性的就業范圍比男性更為狹窄,主要是勞動力密集的制造業和批發零售業,集中在一些發展前景并不樂觀的行業;三是女性的勞動報酬比男性更低,男女同工不同酬是一個殘酷而現實的問題,且性別工資差距仍在變大。王俊秋通過對濟南、青島、德州三地女性流動人口的實際調查,得出女性流動人口在就業方面還存在著就業歧視,其合法權益經常受到侵犯。需要政府、社會和流動女性自身一起努力實現流動女性的可持續發展。對流動女性而言,進入城市的確獲得了更多的就業機會,但女性流動人口勞動參與率較男性流動人口仍低近 20個百分點(劉曉昀等,2003)。龐大的流動女性隊伍的勞動參與程度直接關乎我國勞動力市場的穩定發育,而這往往受女性生育行為的影響?;橛沽鲃优员黄确艞壸晕野l展的機遇,而以家庭效益最大化為生活目標(杰華,2006)。與其他流動人口相似,流動女性在城市中往往從事低技術含量、甚至具潛在危險性的體力工作,加上傳統的性別分工,處于非正規就業狀態的流動女性,在承擔家庭、社會角色的職責以及生育造成的工作中斷,還需要面臨因遷移導致的家庭支持水平下降問題。如李旻(2017)認為頻繁的職業流動及向上流動對已婚女性流動人口收入增長影響不顯著,但主動流動有利于已婚女性流動人口收入的增長。已婚女性流動人口的職業流動頻率不高,明顯低于男性女性流動人口;職業流動質量不高,多處于平行流動或未流動狀態,向上流動較少;職業選擇上處于劣勢,多是被動流動。

      以上學者對女性流動人口就業特征的論述基本上達成這樣的一個共識,就是她們在就業中往往失去話語權,成為城市社會中一個沉默的特殊的身份階層而存在,在職業上、收入上、各項權利上都處于弱勢的一方,處于一種邊緣性的弱勢狀態之下。

       2.2 流動女性職業選擇的影響因素

      影響我們女性流動人口的職業選擇的因素有很多,女性個體特征、社會特征以及流動特征等都會對其就業產生影響(侯建明2019)。為有效解決我國女性流動人口的就業問題,需要對影響其就業選擇的各項因素進行全面分析,在此基礎上加快產業升級、為女性流動人口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此外還應當為女性流動人口提供更多的教育以及培訓計劃以提升她們的綜合素質,幫助她們拓寬就業的渠道,擁有更多的職業選擇機會。

       2.2.1宏觀影響因素

      對流動女性勞動職業選擇有影響的宏觀因素主要體現在國家政策、結構轉型以及對外貿易政策這三個方面。

      在國家政策方面,Cebula(2008)指出向成年流動女性提供公共援助的程度越大,流動女性勞動力參與率越高。而Blau(2013)則發現國家實行的“家庭友好”政策,包括育兒假期和兼職津貼,使得美國婦女勞動力參與率下降29%,即促使女性就業率下降。Cebula, Richard(2015)指出勞動力市場自由程度越高,美國女性勞動力參與率越大,女性就業就愈發方便。LvZhike(2018)利用1991年至2012年的國家小組數據進行研究,發現婦女參與政治活動對女性勞動參與率也有正向影響。通過建立內生增長模型,發現性別平等政策可以降低勞動力市場的歧視,對流動女性勞動力市場參與和人均收入增長有積極的貢獻(Kim, Jinyoung,2018)。李強于2007年對北京市城八區的外來務工經商的女性流動人口的抽樣調查,研究之后發現城鄉遷移和家庭遷移同時發生的“雙重遷移”,很大程度改變了女性流動人口家庭中女性成員的就業與生活狀態。根據供給側改革政策的要求,大量僵尸企業和產能過剩部門關閉,而此時女性面臨的失業風險更大。

      在結構轉型方面,以往的文獻更多的是通過關注失業率來研究宏觀層面的結構性改革對勞動力市場的影響(Hollweg,2016),結構改革為勞動力就業帶來了積極的結果。而Mehrotra(2017)通過研究發現,在結構轉型過程中,由于農業機械化程度的不斷提高和制造業資本密集度的提高,大量流動女性退出農業,又由于她們的教育水平和技能低下以及其他文化的限制,從而限制了流動女性的就業機會。通過確定制造業和服務業的子部門,也可以為流動女性求職者和近年來從農業中流離出來的老年婦女創造就業機會。沈茂英基于“五普”和“六普”的數據對成都女性就業態勢進行了分析,得出女性職業行業與女性就業結構存在偏差,經濟結構調整與產業升級使女性就業風險增加。

      在外貿政策方面,Gaddis(2017)在研究過程中采用差異估計法,發現貿易自由化降低了女性勞動力參與率和可交易部門就業率,即自由貿易并沒有為女性就業帶來積極影響。然而,不同國家的女性勞動參與率對于貿易政策產生的效應也不盡相同。有學者實證研究了進口保護對女性勞動力的影響,研究表明,在資本充裕的國家,進口保護提高了流動女性的勞動參與率,而勞動力充裕的國家則降低了其流動女性勞動參與率(Avsar,2014)。

       2.2.2微觀影響因素

      對流動女性人口職業選擇進行影響的微觀因素主要有年齡、健康狀況、受教育程度、婚姻狀況、生育狀況、家庭狀況等。

      教育、健康狀況、戶籍、年齡等人力資本因素是影響女性流動人口職業選擇的重要因素,很多學者從女性個體人力資本因素出發,研究其對女性流動人口職業選擇的影響。鄭恒利用混合面板數據對我國女性勞動參與率的各種影響因素進行了實證分析,得到的結果驗證了女性勞動參與率既有個人教育水平的因素,也受到工資率、家庭規模、生育政策等社會因素的影響。陳金梅通過2009年對福建省女性流動人口的調查,得出不同受教育水平的女性流動人口在就業上存在一定的差異,女性流動人口的就業層次隨著受教育水平的提高而提高。農村女性傳統性別觀念強,對丈夫的依賴心理也影響了她們的職業流動。田北海(2013)在分析女性流動人口職業流動影響因素時,運用二元Logistic回歸模型,在人力資本方面,實證得出專業資格證書和受教育水平對女性流動人口向上流動都有積極作用。楊紅嶺(2019)指出女性流動人口職業流動受到人力資本的影響,分別體現在新一代的女性流動人口人力資本保有量不多的因素和人力資本增長較小的因素。孫瓊如(2014)本文運用多元線性回歸模型對流動女性職業地位及其影響因素進行分析,研究結果表明,流動女性的職業地位普遍不高。本研究還表明是否掌握專業技能、成就動機、社會網絡規模、社會網絡頂端、進城務工時長、到過的打工地區數等是影響流動女性職業地位獲得的主要因素。王勝今(2013)通過Binary Logistic(二元邏輯回歸)的方法,從制度環境、文化資本、社會資本和人口特征四個因素出發,探討了流動人口職業結構差異的影響因素。研究發現,以教育水平為代表的文化資本是影響流動人口職業結構差異的最顯著因素。林湘華(2017)從城鄉分割與區域分割的戶籍差異視角下,對比分析了不同女性人口職業結構變動的差異。指出女性職業結果變動差異和戶籍差異有關。

      家庭流動、未成年子女數量等家庭因素對于女性流動人口的職業選擇的影響也得到了很多學者的關注。張麗瓊(2016)探討了在家庭化流動背景下,不同的家庭化流動類型對流動人口的就業特征的影響,以及展開了對流動人口勞動參與率、就業穩定性、就業類型和就業收入的影響因素系統而全面的分析與探究。梁海燕(2017)指出流動人口家庭化發展對女性就業具有阻礙作用,此外,隨遷孩子數量也是影響女性就業的主要因素。同年馬骍也指出流動人口家庭化遷移對女性就業具有明顯的阻礙作用,長期流動對女性就業具有重要的促進作用。張航空(2012)指出家庭流動對男性和女性流動人口均有影響,對女性流動人口的影響更大,對女性流動人口就業可能性和收入均受到顯著影響。隨遷學齡前子女對流動女性就業帶來負面影響,隨遷孩子的數量越多,照料孩子的負擔就越重,相應的參與勞動力市場就業的機會就越小。家庭式流動也對已婚女性就業率起著負面影響,家務勞動時間擠壓了工作時間,導致參與社會勞動的時間相對減少,無益于女性職業地位的提升。綦松玲等通過對吉林省流動人口的就業狀況進行分析發現,女性流動人口的就業率較低,就業穩定性較差,女性未就業的主要原因為料理家務或帶孩子,可見家庭因素對女性就業有明顯影響。女性流動人口的職業流動還受到家庭因素的影響。馬骍(2017)基于2014年云南流動人口動態監測調查數據,利用單變量描述統計分析和二元Logistic回歸分析方法,對不同遷移模式中的流動女性就業機會進行分析的結果表明:流動人口家庭化遷移對女性就業具有明顯的阻礙作用,單身女性就業概率最高,半家庭式流動女性就業概率居中,舉家式流動女性的就業概率最低.隨遷子女數量也是影響女性就業的主要因素,在流入地每增加一個孩子,女性就業概率將降低20%左右。李小明(2017)指出女性流動人口個體特征以及流動特征也會對其就業產生影響,在流入地居住時間每增加一年,就業概率大致提高3.6%左右。這意味著,流動人口家庭化遷移過程中的女性就業劣勢可能隨著人口流動長期化發展得到相應的補償,長期流動對女性就業具有重要的促進作用。

      還有學者從職業代際為出發點,對影響我國女性流動人口的因素進行分析。林李月(2015)基于福建省1963位女性流動人口的調查數據,從代際差異視角出發,利用事件史模型,比較兩代女性流動人口的職業流動及其影響因素。研究表明,兩代女性流動人口的職業流動存在明顯差異,新生代的職業流動明顯頻繁于老一代;同時,在新生代的職業流動歸因于其人力資本和職業類型偏好,而老一代的職業流動則受制于其家庭結構特征的代際差異之外,經濟追求和宏觀結構因素仍作為共性因素影響了兩代女性流動人口的職業流動。柳建平(2017)也分析了兩代女性流動人口職業流動的頻次差異及其影響因素,主要是因為兩代女性流動人口的個體特征差異,其次,家庭儲蓄率和婚姻狀況也是影響職業流動差異的因素。劉非菲(2014)在分析職業代際流動時,引入線性對數模型,發現中國居民職業代際流動呈現出強烈的子承父業特點。解雨巷(2019)表明職業流動和階層代際傳遞也有影響。職業向上流動是實現階層改善的重要途經。楊沫(2019)主要研究城鎮化進程中農業轉移人口家庭的代際職業流動性,以城鎮居民家庭作為對比研究對象,建立兩類群體的職業轉移矩陣,采用矩陣距離的測度方法以及代際社會經濟指數(SEI)相關系數來比較兩者的代際職業流動性。在此基礎上,利用多元Logit模型對于影響農業轉移人口的代際職業流動性的機制進行分析。本文的研究發現,相比城鎮居民家庭,農業轉移人口具有較高的代際職業流動性,這主要是由于城鎮化過程導致農業轉移人口從農業到非農職業轉移;黨員身份、家庭收入以及教育對于農業轉移人口家庭的代際流動性具有重要影響,其中教育因素使得農業轉移人口具有更高的概率從社會地位最低職業層級流動到社會地位最高職業層級?;谏鲜鲅芯拷Y論。柳建平(2017)通過對兩代女性流動人口職業流動影響因素的分析,指出兩代女性流動人口存在明顯的特征差異,且各種因素對職業流動的影響結果也呈現出較大的差異。個體特征差異是導致兩代女性流動人口職業流動頻次差異的主要原因。提高受教育水平、拓寬就業分布有利于兩代女性流動人口的就業穩定

      對中國職業選擇的動機與影響因素,現有研究成果頗豐。關注個人特征的影響的研究,對年齡、性別、婚姻狀況、教育程度等,宏觀方面,重點關注國家政策,結構轉型、社會與經濟等特征。但從市民化角度來看流動女性的職業選擇方向研究幾乎是空白。多數研究用一種或幾種流動理論,宏觀關注地區的流動量或凈流動率,或微觀關注個體的流動意愿強弱與流動行為發生與否,在分析某一層面因素對流動的影響時,較少對其他層面的重要特征進行統計控制,如探究個體特征的影響而未控制地區層面的變量。

       2.3未成年子女對女性流動人口職業選擇的影響

      大量研究表明,生養子女對于女性勞動參與有顯著的負向影響(Angrist and Evans;1998;Maurin and Moschion,2009;Aaronson et al.,2017),由于照顧子女的需要,女性很有可能離開勞動力市場,進而使得女性的勞動參與率明顯降低,并且隨著子女數量增多,女性離開勞動力市場的可能性越大,生養雙胞胎的女性比只生養一個孩子的女性更加傾向不參加工作(Vere,2011)。陳瑛(2018)指出,我國有生育經歷的流動女性勞動參與曲線呈倒U型,即子女數量對流動女性勞動參與有負面影響,生養孩子使年輕流動女性更易退出勞動力市場。張川川(2011)和楊慧(2017)都發現生養及照看子女顯著降低了城鎮女性的勞動參與率。熊瑞祥和李輝文(2016)發現,照看子女對農村女性選擇非農就業有阻礙作用。

      此外,越來越多學者研究發現,家中有子女的女性很有可能會選擇自由程度比較高的在家辦公、兼職等就業形式((Wellington,2006;Bonet et al.,2013;Joona,2017;Semyhina,2017),也就是說,雖然已婚女性面臨生養以及照顧子女的壓力,但是離開勞動力市場并不是其唯一的選擇,靈活就業形式很好地為女性提供了平衡家庭和工作的機會,成為促進女性就業的一項重要舉措。有學者發現,在生育之前已經選擇靈活就業的女性在生育孩子之后能夠更加容易就業(Herr and Wolfram,2012)。因此,不少學者認為,時間靈活的工作崗位可獲得性、保護兼職就業人員利益的公共政策都對促進女性就業有非常積極的作用(Del Boca et al.,2009;Blau and Kahn,2013)。

      綜上所述,以往的研究大多集中在照看子女對于流動女性勞動參與的影響,而探討未成年子女對于流動女性的職業選擇的影響時,研究的對象多為發達國家,我國的相關研究還相對較少。本文考察未成年子女對于中國流動女性的勞動參與和靈活就業的影響,這將為制定促進女性就業的相關政策提供更豐富的實證依據。

        2.4 女性流動人口在職業選擇中的問題及對策研究

      女性流動人口作為一個身份階層存在于城市社會之中,她們的邊緣和弱勢狀況,在就業方面會出現很多的問題,這些問題的存在對社會對他們自身都會造成傷害。研究這些問題的學者主要從如下幾個方面來論述。

      首先,女性流動人口的邊緣和弱勢地位導致流動女性很難介入城市正規單位就業。經過研究,王曉麗(2013)認為在戶籍管理制度和社會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形成城市勞動力市場的行業分割、部門分割、職業分割,導致不同人群在相同的行業、就業部門、職業的收入模式上存在明顯差異。研究發現,與本地市民相比,鄉-城、城-城流動人口仍然無法進入國家核心的社會經濟部門,鄉-城流動人口在同一部門或同一職業均存在收入不平等,反映了同工不同酬的問題。

      其次,女性流動人口的邊緣弱勢地位無法導致她們的城市化。張麗瓊(2016)在研究家庭化流動對流動人口就業狀況的影響時,發現家庭化的流動在很大程度上緩解了流動人口家庭成員分離所帶來的問題,但是在流入地實現家庭團聚的流動人口可能會面臨諸如流動人口子女的照料、女性流動人口就業的非正規化等新的問題。而且城市化的門檻太高雙重的困境使得他們無法實現自己的城市化。國家和社會應該給女性流動人口更多的關心,只有這樣才能有利于他們的城市認同。各種社會政策應該把女性流動人口納入立法體系之中,在各項制度中提高女性流動人口身份階層的地位,在社會體系之中形成一種強大的社會力量,才是解決女性流動人口城市化的正確道路。

      再次,就是女性流動人口身份階層的特征,導致女性流動人口在城市社會處于一種排斥的社會地位。郭慶(2017)認為社會融合對女性流動人口就業質量也會產生顯著影響,他指出女性流動人口就業質量問題具有連續性和過程性特征,其就業質量的提升不是女性流動人口初到城市務工就直接形成的,而是在逐漸適應和融入城市的過程中,通過學習新的城市文化、獲得相關權利和地位、建構異質型的社會關系等社會融合行為逐步實現的。

      通觀以上學者對女性流動人口階層的研究,我們可以得出如下一些結論,首先就是隨著社會的發展,女性流動人口作為一個龐大的社會人群,她們在城市中就業、市民化等方面都存在著一致性或相似性。許多學者從開始討論女性流動人口是否是一個階層,到把女性流動人口看作為一個社會階層來研究,這本身說明研究者在女性流動人口是否為一個特殊的社會階層上,慢慢地達成一致,承認女性流動人口身份階層的存在。從社會階層的角度去研究女性流動人口有利于全社會對這一人群的關注,對于女性流動人口問題的解決具有一定的作用。其次,在對女性流動人口是一個身份階層達成共識后,許多學者開始關注這一特殊身份階層的階層特征;這一身份階層在城市就業中存在的問題;以及這一身份階層對社會造成的影響進行研究。但是女性流動人口子女照看對其職業選擇的影響如何,正是本文要探討的內容,本文以未成年子女照看對于流動女性職業選擇的影響進行研究,以為促進流動女性就業提供依據。

       2.5 文獻述評

      通過對國內外文獻進行調研可以發現,目前關于流動女性職業影響因素方面的研究已經取得了豐碩的成果,研究的數據不斷更新,研究的方法不斷深入,已經形成了較為成熟的研究領域。但是,從家庭因素入手研究流動女性的職業選擇的文獻相對較少,文章比較分散,并且對于家庭因素中子女照看這一因素的研究還比較缺乏,特別是國內的研究大都集中在未成年子女對于流動女性勞動參與的影響,對于未成年子女對女性職業選擇的影響研究較少。因此本文利用CHIP2008和CHIP2007調查數據,以流動女性家中未成年子女這一重要的家庭特征為著眼點,研究其對流動女性職業選擇的影響,以更加針對性的研究流動女性職業選擇的影響因素,為促進流動女性就業提供參考。

       3 理論基礎與研究假說

      上文對流動女性人口就業選擇的國內外研究現狀進行了調研和闡述,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基礎,本章主要對流動女性人口職業選擇的相關理論進行梳理,為接下來的研究奠定理論基礎,同時以影響我國女性流動人口職業選擇的家庭因素作為研究對象,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說。

       3.1女性流動人口職業選擇影響理論闡釋

      對流動女性職業選擇行為邏輯進行研究,是研究我國女性流動人口職業選擇的基礎。城鎮化的加快使得大量農村人口向城市轉移,大量的流動人口,特別是女性流動人口的就業問題關乎到我國社會的安定,是當前我們需要解決的重要問題。在對當前影響我國女性流動人口的職業選擇的因素進行研究時,可以采取新勞動力遷移理論作為研究的理論基礎。根據新勞動力遷移理論,勞動力遷移決策有家庭集體決定,個體差異的存在使得家庭成員內部進行分工,部分外出就業,部分留在家中,兩種不同就業方式獲得的收入具有高度互補性,這是一種理性的制度安排,而不管城鄉收入差距是否存在。在新勞動力遷移理論中,主要有三個概念,分別是風險分散、相對剝奪壓力以及流動性限制。

      根據風險分散要求,農村勞動力會向城鎮轉移勞動力來獲得非農收入,進而降低對單一農業收入的依賴程度,因此大量的農村勞動力前往城市,包括城市中的女性流動人口也占有著非常大的比例。家庭決定外出務工,以實現利益最大化,進而引起人口流動,因此帶來大規模的流動人口。在新時期,隨著國家一系列政策的實施,我國的經濟發展逐漸均衡并且對于戶口的管理逐漸放松,人們尋找就業的目的地不再僅僅是一線城市。與此同時,我國經濟結構調整,加速企業產業升級,為流動人口就業帶來壓力,加上中西部經濟發展迅速以及加上我國振興鄉村等政策出臺,為我國勞動力就業提供了更多的選擇,流動人口的就業,尤其是女性流動人口的就業問題出現了新的變化。

      根據相對剝奪壓力理論,所在社區或者對照群體收入的差別引起人口流動。也就是說,在經濟高速發展的背景下,加上經濟的多元化和市場的細分,社會各個上獲得收入的機會越來越多,周圍群體的收入增加會對其他群體人員產生促進作用,要求他們通過人口流動來獲得其他方面的收入,因此更多的女性流動人口會迫切得到期望的工作。

      根據流動性限制理論,我國女性流動人口在就業以及職業選擇上受到了很多限制,隨著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的成熟,以市場為導向的市場會直接影響女性的就業狀況,企業在新形勢下以效率為優先,在就業中性別歧視將會出現,因此女性面臨著較大的就業壓力。通過研究發現,對于我國流動女性就業以及職業選擇的限制主要可以分為主觀和客觀兩個方面。從主觀方面來說,女性由于先天體力不足,加上受到傳統觀念的束縛而導致農村家庭對女性的教育投資少,外來農村婦女受教育程度明顯低于男性,受到的技能培訓也少于男性,缺少了職業流動的重要條件,而一般來說,受教育水平越高的流動女性的就業層次越高、通過正式的市場找到工作的比例越高、獲得較高收入水平的比例也越大。從客觀角度來看,目前家庭照看老人以及兒童的任務往往由女性承擔,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我國女性勞動力的就業,另外社會上傳統的社會觀念對于我國女性流動人口的就業以及職業選擇起到很大的限制作用,導致的結果就是女性被動的安排或分配到低收入的工作中,女性的失業率增加,應對失業風險的能力不足,影響女性流動人口就業率,使得女性人口在就業時面臨一系列的困難,往往被安排在技術含量低、報酬較低的崗位,甚至出現用人單位不愿意雇傭女性的情況,大大限制了女性的流動就業。

      出于追求收益最大化的目的,城市存在大量的女性流動人口,個體特征、社會觀念、家庭特征等各個方面的因素都會對女性流動人口的就業以及職業選擇產生影響,其中在當前二孩政策全面實施的情況下,生育帶來的未成年子女照料成為影響女性流動人口的職業選擇的重要因素。

       3.2未成年子女與我國女性流動人口勞動參與

      在長期以來在發展過程中,我國社會始終處于男性主導的狀態,進而導致社會中逐漸出現“男尊女卑”或者“男強女弱”的思想,并且其觀點始終存在,這就造成了家庭中始終存在男主外、女主內的思想,社會男女在就業過程中難以實現平等(胡慧遠,2017),男人應當以事業為重,女人應當以家庭為重,男人天生能力就比女人強等等觀念造成了女性就業環境的極為不公平,甚至有聲音指出經濟形勢不好的情況下應當首先解雇女性員工(錢晶晶,2018)。傳統性別觀念習慣性的認為兩性間存在固有的性別氣質和社會分工:男性堅強、有責任感,與女性溫柔、有依賴性;男性主要在公共領域發展為主,女性則要以家庭為中心;兩性關系上要男性為主,女性為輔,這一觀念延伸到家庭內,就表現為照料家庭的重任由女性承擔。

      對于家庭責任來說,已經結婚的女性面臨著生育、照顧孩子和老人的責任,結婚以后的女性要承擔更多的家務勞動和家庭照顧,子女特別是學齡前子女會阻礙女性參與勞動,從而退出勞動力市場。以家庭老年照料為例,絕大多數的研究都發現,家庭照料會顯著降低子女的勞動參與率,即使在工作的女性,照料責任也會使其工作時間顯著減少(Van Houtven,2013)。子女對于女性的就業會產生負向的影響,生養孩子使年輕流動女性更易退出勞動力市場(陳瑛,2018),同時照料子女會對女性的工作選擇造成負向的影響(張慧霞,2016),相關研究表明,家庭子女照料需求對于女性勞動力市場供給產生負面影響。而且每周提供20小時以上的高強度照料活動會使女性產生“門檻效應”,這部分女性是最有可能因為提供家庭照料而退出勞動力市場的群體(陳璐等,2016)。已婚女性受到家庭方面的影響較大,照料子女、生育等都會給女性人口帶來更多的負擔,進而影響女性的就業和職業選擇,具體體現為:已婚女性流動人口有照料子女的義務,照料子女對流動女性有顯著影響(龐麗華,2015),我國二孩政策的實施,也是造成女性人口失業的一大因素(張慧霞,2016)。而對于女性流動人口來說,年齡較小的未成年子女更加需要其照顧,對于其勞動參與的影響也就越大。

      此外,有研究表明,女性勞動力市場的供給比例與孩子年齡密切相關,孩子1-3 歲時勞動力參與率相對較低,也相差不明顯,但當孩子長大后,女性勞動力的供給明顯提高(K Sommerfeld,2016)。Mary A Silles(2016)通過IV 估計也發現,在孩子年齡超過13 歲的女性中,生育對于任何衡量勞動力市場地位的指標都沒有負面影響。這表明這些影響是暫時的,隨著時間的推移,生育對勞動力市場的影響將會消失,

      綜述所述,已婚女性家中有未成年子女,未成年子女的年齡和數量,給女性就業帶來很多壓力,傳統而言,女性相比男性以家庭為重更多。為了更好地平衡家庭和工作,部分流動女性選擇離開勞動力市場。未成年子女年齡越小,對母親的依賴性越強,越需要母親的陪伴,流動女性離開勞動力市場的可能性就越大。部分女性選擇離開勞動力市場,陪伴孩子。而孩子上學以后,更多時候待在校園,和老師、同學的相處增多,相對而言,母親就有更多自己的時間,更傾向于進入勞動力市場,從而有更穩定的家庭收入。因此,隨著年齡增加,未成年子女對于流動女性勞動參與的影響減弱。

      基于以上分析,我們提出本文的第一個假設:

      假設h1:家中存在學齡前未成年子女和入學未成年子女會促使流動女性離開勞動力市場,未成年子女數量越多,流動女性離開勞動力市場的可能性越大,并且學齡前未成年子女對于流動女性勞動參與具有更強的負向影響。

       3.3 未成年子女與我國流動女性職業選擇

      有學者指出,家中有幼小子女顯著增加了女性選擇自我雇傭、在家辦公、兼職的可能性(Wellington,2006;Bonet et al.,2013;Joona,2017;Semyhina,2017),并且那些在生育子女之前就已經選擇了靈活就業的女性,在生育子女以后往往更容易保住工作(Herr and Wolfram,2012),并且隨著未成年子女年齡的增大,流動女性用以照看子女的時間會相應減少,其走向勞動力市場,選擇靈活就業的可能性也就會越大。雖然已婚女性面臨生養以及照顧子女的壓力,但是離開勞動力市場并不是其唯一的選擇,靈活就業形式很好地為女性提供了平衡家庭和工作的機會。一方面,能夠很好地滿足女性照顧家庭的需求,同時對子女可以提供更多的陪伴,使子女更加健康的成長;另一方面,可以增加家庭收入,貼補家庭,提高家庭生活質量。因而,家中未成年子女有助于女性選擇靈活的就業方式。對家中有學齡前子女的女性而言,孩子對母親的依賴性強,時刻都離不開母親的陪伴,更容易消耗母親的精力而使其放棄全職工作甚至退出勞動力市場。這時候,更多的母親選擇留在家中陪伴孩子,沒有空余時間工作。相反,隨著孩子年齡的增加,孩子自主性增加,且入學后有老師和小朋友的陪伴,母親的空余時間增多,也就有更多的時間可以靈活就業了。

      基于以上分析,我們提出本文的第二個假設:

      假設h2:家中存在學齡前未成年子女和入學未成年子女的流動女性會更加傾向于選擇靈活就業,未成年子女數越多,流動女性選擇靈活就業的可能性越大,家中存在未入學未成年子女對于流動女性選擇靈活就業的影響更大。

       3.4家庭人口規模與流動女性人口就業

      家中有未成年子女的流動女性,由于照看孩子的壓力,往往會使其傾向于離開勞動力市場,無論對于城市還是農村女性勞動者,均會因為家中有需照顧的孩子而降低其就業可能性,同時也會因為生育導致就業中斷而降低其就業概率(宋健等,2015),特別是家中有學齡前兒童的流動女性,其用于照料孩子所花費的精力就更多。為了減少生育子女數帶來的就業負效應,政府應該調整用工制度和福利體制,保護女性勞動者合法權益,應不斷完善生育保險,降低女性生育成本(黃桂霞,2014);家庭成員尤其是丈夫應該通過提供更多家庭照料盡可能減少生育對婦女就業的負面影響(宋健等,2015)。此外,家中有未成年子女的流動女性,為了照看子女選擇離開勞動力市場的同時,還有一部分選擇靈活就業,而隨著未成年子女年齡的增大,流動女性照看孩子所花費的精力就會降低,其選擇靈活就業的可能性就變大。

      未成年子女對于流動女性的職業選擇,包括勞動參與和就業選擇均產生影響,而這種影響最主要是照看未成年子女給流動女性帶來的責任壓力,減少了流動女性參與勞動力市場的時間導致的。此時,如果家庭其他成員能夠為流動女性分擔照看未成年子女的照看壓力,將會對流動女性的就業狀態產生明顯的影響,家庭存在老人的五口之家,會有老人為流動女性分擔照看子女的壓力,進而解放流動女性,使其有更多時間參與到勞動力市場,參與到勞動力市場以及選擇靈活就業的可能性均會增加。家中沒有老人的三口之間,照看子女的壓力基本上都落在流動女性身上,其參與勞動力市場,選擇靈活就業的可能性就會降低。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本文的第三個假設:

      假設h3:和家中沒有老人的三口之家相比,家中有老人的五口之家流動女性離開勞動力市場的可能性降低,選擇靈活就業的可能性增加。

       3.5本章小結

      本章首先對流動女性人口職業選擇的相關理論進行了梳理,以新老動力轉移理論為出發點,從風險分散、相對剝奪壓力、流動性限制幾個方面進行了詳細的闡述,為本文的研究奠定了理論基礎。接著就家中未成年子女對于流動女性的職業選擇的影響提出研究假說,為下面的實證分析奠定基礎。具體來說,分為未成年子女對于流動女性勞動參與和未成年子女對于流動女性職業選擇,即靈活就業兩個方面,并且將未成年子女進行年齡段劃分,分析學齡前子女和入學子女對于流動女性勞動參與和靈活就業的影響,并且分析家庭結構的不同對于家中有未成年子女的流動女性的就業的影響。

       4 研究設計

      上文對影響我國女性流動人口職業選擇的相關理論進行了梳理,并提出了研究假說。本章在上文分析的基礎上,針對于提出的假說對樣本數據進行分析和處理,然后構建影響我國女性流動人口職業選擇的模型,并對相關變量進行選擇,以為后文的實證分析打下基礎。

      4.1 模型構建

      為解決生育決策的內生性、勞動參與的自選擇問題,本文構建職業類型選擇、勞動參與決策、生育決策的聯立模型。對于所有進入勞動力市場的女性而言,她們是否選擇靈活的就業方式由如下方程決定:

      72c8c51fd226a835a1af45bf5c3294b8

      對于公式(4.1),通常在研究流動女性職業選擇的類型時,針對的是已經進入勞動力市場,參與到實際勞動中的流動女性。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流動女性參與到勞動力市場這一行為是隨機的,并且決定女性是否進入勞動力市場的一個重要影響因素,家中是否有未成年子女這一變量是外生的,公式(4.1)的估計效果是準確的。因此,為了得到較為準確的結果,本文進一步建立了女性進入勞動力市場的決策方程,以保證使用(4.1)對流動女性進行職業選擇進行估計時獲得的結果是準確的。女性進入勞動力市場的決策方程為:

      9b5102edd2fa54967005dafbad08ff55

      3acdf80e1528ce0cc0fa5519ee50f3a7

       

      在研究未成年子女對于女性職業選擇的影響時,將(4.2)和(4.3)聯立起來,可以解決女性生育行為的內生性問題,進一步分析未成年子女對于流動女性勞動參與的影響。將式(4.1)、式(4.2)和式(4.3)聯立起來進行估計,可以解決女性生育行為的內生性問題以及女性進入勞動力市場的非隨機性問題,進而對未成年子女影響流動女性職業選擇,選擇靈活就業的特點進行分析。

       4.2數據處理

      本文數據來源于CHIP2008和CHIP2007兩輪調查數據,對樣本進行初步篩選,選擇年齡在20-49歲之間且不是全職學生的流動女性,我們還刪除工作狀態信息缺失的個體、當前在工作但收入信息缺失或職業特征信息缺失的樣本以及其他關鍵控制變量缺失的樣本,考慮流動女性勞動參與和職業選擇。對調查數據進行篩選,最終,我們得到3245個樣本。本文的未成年子女是指18歲以下的子女。為了觀察不同年齡段的子女對女性勞動參與及職業選擇的影響差異,我們將未成年子女分為5歲及以下(學齡前)、6-14歲(中小學階段)、15-18歲(高中階段)。但在最終的有效樣本中,15-18歲的子女的家庭樣本量比較少。所以,我們在分析中僅考慮5歲及以下和6-14歲這兩個年齡段的子女。

      CHIP調查中有關于成人工作狀態和職業類型信息方面的信息能夠幫助確定流動女性的就業狀態,包括是否就業以及是否選擇了靈活就業。在研究過程中,我們將臨時性工作、非全日制工作以及對時間要求不高的彈性工作看作是靈活就行,具體的處理過程中,依照常進雄和王丹楓(2010)的做法來界定靈活就業的范疇,具體來說,就是將短期合同工、無合同的臨時工、自我經營、打零式和不領工資的家庭幫工看作為靈活就業。

      為了處理變量的內生性問題,我們用同社區的勞動年齡女性的勞動參與率作為工具變量,使用受訪者是否為獨生子女作為生育行為的工具變量。大部分經驗研究發現獨生子女的生育意愿比非獨生子女的生育意愿更低(李錚,2010)。受訪者是否為獨生子女對受訪者而言是外生的變量。更具體地,我們假定獨生子女僅僅通過影響生育行為間接地影響勞動參與和職業選擇,即控制了可觀測的人口特征、性格特征和家中是否有未成年子女以后,是否為獨生子女不直接影響個體的勞動參與和職業選擇。表4.1是主要變量的統計描述。

      表4.1主要變量統計描述

      靈活就業 非靈活就業 不工作
      解釋變量 均值 標準差 均值 標準差 均值 標準差
      有5歲以下子女(是=1,否=0) 0.364 0.536 0.252 0.389 0.478 0.461
      有6-14歲子女(是=1,否=0) 0.448 0.496 0.398 0.486 0.386 0.456
      未成年子女數量 1.412 0.324 1.242 0.415 1.828 0.621
      三口之家(是=1,否=0) 0.463 0.254 0.314 0.148 0.6333 0.372
      五口之家(是=1,否=0) 0.671 0.356 0.531 0.232 0.442 0.276
      年齡 34.87 4.667 33.66 4.663 29.22 3.886
      初中及以下學歷(是=1,否=0) 0.387 0.442 0.176 0.264 0.458 0.402
      高中/中專學歷(是=1,否=0) 0.342 0.461 0.244 0.421 0.412 0.464
      大專學歷(是=1,否=0) 0.211 0.412 0.354 0.466 0.175 0.382
      本科及以上學歷(是=1,否=0) 0.122 0.345 0.379 0.446 0.131 0.333

      表4.1主要變量統計描述 續表

      健康狀況很好(是=1,否=0) 0.178 0.367 0.179 0.368 0.162 0.342
      健康狀況好(是=1,否=0) 0.576 0.352 0.614 0.382 0.615 0.387
      健康狀況一般(是=1,否=0) 0.199 0.394 0.236 0.425 0.255 0.438
      健康狀況差(是=1,否=0) 0.012 0.111 0.009 0.102 0.027 0.165
      身體質量指數(BMI/10) 2.673 1.987 3.167 2.156 3.112 2.034
      家庭收入(對數) 5.226 1.998 4.897 2.087 6.574 2.569
      配偶收入(對數) 3.221 1.014 2.143 1.223 2.887 2.314
      是否在婚(是=1,否=0) 0.876 0.289 0.924 0.342 0.685 0.336
      農村戶口(是=1,否=0) 0.684 0.167 0.382 0.184 0.762 0.186
      城鎮戶口(是=1,否=0) 0.762 0.215 0.672 0.313 0.774 0.147
      是否獨生子女(是=1,否==0) 0.165 0.224 0.321 0.231 0.463 0.244
      村莊就業率 0.643 0.148 0.232 0.112 0.687 0.178
      樣本量 869 1684 692

      由表4.1可知,在本文的3245個樣本中,有692個不工作的樣本,2553個工作的樣本,在工作的樣本中有869個屬于靈活就業。

      家中含有5歲以下的未成年子女的樣本中,參與靈活就業的平均值為0.364,非靈活就業的平均值為0.262,不工作的平均值為0.478;家中有6-14歲未成年子女的樣本中,參與靈活就業的平均值為0.448,非靈活就業的平均值為0.398,不工作的平均值為0.386。即家中有5歲以下未成年子女的流動女性不工作的可能性更大,而家中有6-14歲未成年子女的流動女性,選擇靈活就業的可能性更大。

      對于未成年子女數量而言,選擇靈活就業的女性,家中未成年子女數量平均值為1.412,選擇非靈活就業的女性家中未成年子女數量平均值為1.242,選擇不工作的女性家中未成年子女數平均為1.828,就家中未成年子女數量而言,隨著未成年子女數量的增多,女性更加傾向于選擇靈活就業或者不就業。

      就家庭結構而言,三口之家參與靈活就業的平均值為0.463,選擇非靈活就業的平均值為0.364,選擇不工作的平均值為0.633;五口之家參與靈活就業的平均值為0.671,選擇非靈活就業的平均值為0.531,選擇不工作的平均值為0.442。即對于家中有未成年子女的流動女性來說,三口之家的流動女性選擇不工作的可能性更大,五口之家的流動女性選擇靈活就業的可能性更大。

      就年齡而言,選擇靈活就業的流動女性平均年齡為34.87歲,選擇非靈活就業的為33.66歲,不工作的流動女性平均年齡為29.22歲,相比較而言,流動女性選擇不工作的平均年齡較小。

      就學歷而言,隨著流動女性學歷水平的提升,選擇靈活就業的可能性下降,選擇費靈活就業的可能性增加,選擇不工作的可能性下降。

      流動女性的健康狀況越好,其參與到勞動力市場,選擇靈活就業和非靈活就業的可能性均提升。

      就婚姻狀況而言,已婚女性選擇就業的可能性更大,在就業的流動女性中,靈活就業和非靈活就業的已婚女性流動人口均比較多。

      就家庭收入和配偶收入而言,家庭收入和配偶收入較多的女性流動人口,選擇不工作或者靈活就業的可能性相對較高,這很有可能是家庭收入和配偶收入增加了,流動女性人口受到的家庭經濟壓力就相對降低,其選擇回歸家庭或者靈活就業的可能性就相對較高了。

        4.3變量選擇

      1)被解釋變量—女性就業現狀與性質變量。本文研究過程中以女性就業狀態、就業性質兩個指標來對女性流動人口的就業狀態以及職業選擇進行衡量。就業狀態能是衡量女性就業現狀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指標,能夠順利就業是女性流動人口進行職業選擇的前提條件。通過就業性質可以看出女性流動人口的就業分布狀態,可以對女性流動人口的就業狀況進行更進一步地說明,本文在研究過程中將流動女性的就業現狀進行分類,將短期合同工、無合同的臨時工、自我經營、打零式和不領工資的家庭幫工看作為靈活就業,其他工作看作是非靈活就業。

      2)控制變量—女性流動人口個體特征。研究表明,女性流動人口的個體特征,包括年齡、健康狀況、受教育程度、戶口狀狀況、婚姻狀況等對于女性的就業有非常重要的影響(侯建明,2019)。處于黃金年齡段的女性流動人口的在就業時能夠有更多的機會,隨著年齡的增長,其就業會受到限制。健康狀況良好的女性流動人口在就業時明顯會有較大的優勢。此外,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女性流動人口,能夠選擇層次更高的工作(田北海,2013),非農戶口的女性流動人口會更加追求穩定工作(侯建明,2019)?;橐鰻顩r影響女性流動人口的職業流動差異(劉建平,2017)。相對于已婚女性,單身女性的就業概率明顯較高(馬骍,2017),在職業選擇方面,單身女性在選擇從事管理類、專業技術類、生產運輸類職業等方面職業的概率明顯高出已婚女性(侯建平,2019)。因此,個體特征對于流動女性人口就業現狀及性質影響比較大,不斷影響其就業難易程度,還會對就業的工作性質有著不可忽視的影響。

      3)控制變量—家庭因素。家庭因素主要包括兩個方面:家庭經濟和家庭責任。家庭經濟的好壞對于女性就業狀態有很大影響,家庭條件差會促進女性參與勞動力市場,家庭收入高,經濟條件好會促使女性離開勞動力市場,同時配偶的收入、對丈夫的依賴程度等都會影響女性就業選擇。已婚女性在結婚之后,面臨著照顧孩子和老人以及做家務的責任,這都會使得女性流動人口能夠投入到勞動力市場的時間大幅下降。家庭照料會顯著降低子女的勞動參與率,即使在工作的女性,照料責任也會使其工作時間顯著減少(Van Houtven,2013),由于花費較多的時間來照顧孩子和老人,女性很有可能因為時間和精力不足而退出勞動力市場,進而影響其就業選擇(陳璐等,2106)。家庭因素對于女性流動人口的就業選擇影響十分復雜,本文選取家庭總收入以及配偶收入作為家庭因素指標,將其作為解釋變量來對流動女性就業選擇進行研究。

      4)主要解釋變量。已經結婚的女性面臨著生育、照顧孩子的責任,子女特別是學齡前子女會阻礙女性參與勞動,從而退出勞動力市場。已婚女性受到家庭方面的影響較大,照料子女、生育等都會給女性人口帶來更多的負擔,進而影響女性的就業和職業選擇,具體體現為:已婚女性流動人口有照料子女的義務,照料子女對流動女性有顯著影響(龐麗華,2015),我國二孩政策的實施,也是造成女性人口事業的一大因素(張慧霞,2016)。而對于女性流動人口來說,年齡較小的未成年子女更加需要其照顧,對于其勞動參與的影響也就越大,并且會增加女性選擇靈活就業的可能性。此外,家庭結構的不同決定了家中未成年子女是否有老人照料,這在很大程度上決定家中是否有人分擔流動女性照看子女的壓力,進而對其就業狀態產生影響。因此本文選擇流動女性家中的未成年子女以及家庭結構作為其勞動參與和職業選擇的主要解釋變量。

      5)工具變量。在研究流動女性的勞動參與時,為了避免內生性問題,可以使用流動女性的就業網絡作為流動女性勞動參與的工具變量,這一變量能夠顯著影響女性的就業行為,但對于生育行為影響比較小,符合工具變量選取原則。本文在研究過程中,將一個社區作為單位,選取社區的流動女性的就業率來作為研究流動女性勞動參與的工具變量首先分析。在衡量女性的生育決策時,選擇使用受訪者是否為獨生子女作為生育行為的工具變量。受訪者為獨生子女對于流動女性的生育意愿有比較顯著的影響(李錚,2010),其對于受訪者的生育決策來說是一個外生的變量,因此其符合工具變量的選取原則。在研究過程中,我們假定獨生子女僅僅通過影響生育行為間接地影響勞動參與和職業選擇,即控制了可觀測的人口特征、性格特征和家中是否有未成年子女以后,是否為獨生子女不直接影響個體的勞動參與和職業選擇。

       4.4本章小結

      本章首先構建了影響流動女性職業選擇的分析模型,模型包括職業類型選擇、勞動參與決策、生育決策的三個部分。通過構建職業選擇模型,可以對未成年子女對于流動女性的職業選擇,即選擇靈活就業和非靈活就業的影響進行分析;通過構建流動女性勞動參與決策的模型,可以對流動女性參與勞動力市場受到未成年子女的影響狀況進行分析,并且可以解決衡量未成年子女影響流動女性職業選擇時的變量不隨機問題;通過構建生育決策模型,能夠解決在衡量未成年子女對流動女性勞動參與時的內生性問題。

      接著,本章首先介紹了數據的來源,接著對數據進行處理,對調查數據進行篩選,最終,我們得到3245個樣本。對未成年子女進行界定,選取18歲以下的子女作為研究對象,通過進一步的數據分析,將未成年子女劃分為5歲及以下(學齡前)、6-14歲(中小學階段)、15-18歲(高中階段)三個年齡階段,并根據樣本特點選取5歲及以下和6-14歲這兩個年齡段的子女作為本文的研究對象。此外,還對流動女性的就業特點進行了處理,對靈活就業的特點進行了界定,選擇短期合同工、無合同的臨時工、自我經營、打零式和不領工資的家庭幫工看作為靈活就業的范疇。

      通過對主要變量進行描述性統計分析可以發現,家中有5歲以下未成年子女的流動女性不工作的可能性更大,而家中有6-14歲未成年子女的流動女性,選擇靈活就業的可能性更大。就年齡而言,流動女性選擇不工作的平均年齡較小。就學歷而言,隨著流動女性學歷水平的提升,選擇靈活就業的可能性下降,選擇費靈活就業的可能性增加,選擇不工作的可能性下降。流動女性的健康狀況越好,其參與到勞動力市場,選擇靈活就業和非靈活就業的可能性均提升。就婚姻狀況而言,已婚女性選擇就業的可能性更大,在就業的流動女性中,靈活就業和非靈活就業的已婚女性流動人口均比較多。就家庭收入和配偶收入而言,家庭收入和配偶收入較多的女性流動人口,選擇不工作或者靈活就業的可能性相對較高,這很有可能是家庭收入和配偶收入增加了,流動女性人口受到的家庭經濟壓力就相對降低,其選擇回歸家庭或者靈活就業的可能性就相對較高了。

      在選取被解釋變量時,以流動女性就業狀態、就業性質來對女性流動人口的勞動參與以及職業選擇進行衡量。以女性流動人口的個體特征、家庭特征和社會特征作為解釋變量,女性流動人口個體特征包括年齡、健康狀況、受教育程度、戶口狀況、婚姻狀況;女性流動人口的家庭特征包括家庭總收入和配偶收入等作為控制變量,以家中未成年子女作為主要解釋變量,以受訪者是否為獨生子女和社區就業率為工具變量。

       5 實證檢驗與分析

      第3章提出了影響我國女性流動人口就業選擇的研究假說,第4章對樣本數據進行了處理,并構建了實證分析模型,然后進行了變量的選取,本章在上述研究的基礎上,就家中未成年子女對于流動女性勞動參與和職業選擇的影響情況進行實證分析,以驗證上文的提出的假說。

      5.1 女性就業狀態影響因素分析

      表5.1為家中有未成年子女的流動女性勞動參與和靈活就業的實證結果。被解釋變量是女性是否參與工作與靈活就業,用于分析家中有未成年子女對女性勞動參與和選擇靈活就業的影響,使用Tobit模型進行回歸。為了解決自變量的內生性問題,選擇社區女性勞動參與率與是否為獨生子女作為工具變量。表5.2為針對女性家庭中不同年齡段的未成年子女對于流動女性就業和選擇靈活就業的偏效應估計。

      由表5.1可以看出,家中有5歲以下未成年子女的流動女性,對于其勞動參與的影響為負,并且在1%的統計水平上顯著,說明家中有5歲以下的未成年子女的流動女性會傾向于離開勞動力市場。同樣地,家中有6-14歲以下未成年子女的流動女性,對于其勞動參與的影響為負,并且在1%的統計水平上顯著,說明家中有6-14歲以下的未成年子女的流動女性會傾向于離開勞動力市場。家中未成年子女數量對于流動女性的就業影響為負,影響系數為-0.962,并且在5%的統計水平上顯著,說明隨著家中未成年子女數量的增多,流動女性會更加傾向于離開勞動力市場。因此可以得出結論:即家中未成年子女存在(包括學齡前未成年子女和入學未成年子女)會降低的女性就業的可能性,并且家中未成年子女數量越多,流動女性離開勞動力市場的可能性越大。由表5.2可知,通過表中數據可以看出,流動女性家中有5歲以下的子女會使得女性參與勞動力市場的概率出現下降,下降幅度達到了0.467,而家中未成年子女年齡在6-14歲的流動女性參與工作的可能性下降的概率為0.242,表明5歲以下未成年子女對于流動女性的勞動參與的負向影響更大,這可能是由于學齡前兒童需要流動女性花費更多的時間參與到子女照顧中,進而使流動女性更加難以參與到勞動力市場。由此可以驗證本文提出的假設h1是正確的。

      此外,由表5.1可知,家庭有5歲以下未成年子女的流動女性,對于其選擇靈活就業的影響為正,并且在1%的統計水平上顯著,說明家中有5歲以下未成年子女的女性更加傾向于選擇靈活就業。同時,家庭有6-14歲以下未成年子女的流動女性,對于其選擇靈活就業的影響為正,并且在1%的統計水平上顯著,說明家中有6-14歲以下未成年子女的女性更加傾向于選擇靈活就業家中;家中未成年子女數對于流動女性的選擇靈活就業影響為正,影響系數為0.731,并且在5%的統計水平上顯著,說明隨著家中含有未成年子女的增多,流動女性選擇靈活就業的可能性更大。由此可知:未成年子女存在以及數量會促進流動女性選擇靈活就業。通過表5.2中數據可以看出,流動女性家中有5歲以下的子女會使得女性選擇靈活就業的概率提升,提高幅度達到了0.376,而家中未成年子女年齡在6-14歲的流動女性參與工作的可能性提高的概率為0.408,表明5歲以下未成年子女數對于流動女性選擇靈活就業的正向影響更大,這可能是由于學齡前兒童需要流動女性花費更多的時間參與到子女照顧中,進入勞動力市場的女性為了更方便照顧孩子而更傾向于選擇靈活就業。由此可以驗證本文提出的假設h2是正確的。

      從表5.1可以看出,家中含有未成年子女的三口之家,對于流動女性的就業影響為負,影響系數為-1.324,并且在1%的統計水平上顯著,家中含有未成年子女的五口之家,對于流動女性勞動參與的影響為負,影響系數為-1.116,并且在1%的統計水平上顯著,說明家中含有未成年子女,流動女性會傾向于離開勞動力市場,和三口之家相比,家中有未成年子女的五口之家離開勞動力市場的可能性降低。家中含有未成年子女的三口之家,對于流動女性的選擇靈活就業影響為正,影響系數為0.482,并且在5%的統計水平上顯著,家中含有未成年子女的五口之家,對于流動女性選擇靈活就業的影響為正,影響系數為0.673,并且在1%的統計水平上顯著,說明家中含有未成年子女,流動女性會傾向于選擇靈活就業,和三口之家相比,家中有未成年子女的五口之家選擇靈活就業的可能性增加。由此可以驗證假設h3是正確的。

      另外,年齡對于流動女性勞動參與的影響為負,并且在1%的統計水平上顯著,說明年齡越大的女性離開老動力市場的可能性越低,這是因為隨著年齡的增加,流動女性在社會上的工作機會隨之減少,影響了其參與勞動力市場的可能。年齡對于流行女性選擇靈活就業的影響為正,并且在10%的統計水平上顯著,說明隨著年齡的增長,流動女性就業的機會會隨之減少,當其受到經濟負擔等壓力而選擇工作時,靈活性較大的崗位成為其重要的選擇。

      為了檢驗Tobit模型估計結果的穩健性,使用相同的變量,本文同時用OLS模型對女性就業狀態影響因素進行了回歸。結果顯示,OLS模型的回歸結果與Tobit模型的回歸結果相似。

      表5.1女性勞動參與靈活就業方程估計

      Tobit模型 OLS模型
      解釋變量 靈活就業 勞動參與 靈活就業 勞動參與
      有5歲以下子女 0.568*** -1.686*** 0.569*** -1.683***
      (0.346) (0.384) (0.347) (0.384)
      有6-14歲子女 0.746*** -1.267*** 0.746*** -1.263***
      (0.321) (0.278) (0.32) (0.278)
      未成年子女數 0.731** -0.962** 0.732** -0.961***
      (0.371) (0.462) (0.371) (0.461)
      三口之家 0.482** -1.324** 0.481** -1.314**
      (0.157) (0.351) (0.157) (0.351)
      五口之家 0.673*** -1.116*** 0.673*** -1.115***
      (0.261) (0.316) (0.26) (0.316)
      年齡 0.326* -0.687*** 0.326* -0.686***
      (0.187) (0.870) (0.186) (0.870)
      高中/中專學歷 -0.764** 0.317*** -0.763** 0.316**
      (0.158) (0.086) (0.157) (0.086)
      大專學歷 -1.126*** 0.554*** -1.126*** 0.555
      (0.174) (0.126) (0.174) (0.126)
      本科及以上學歷 -1.137*** 0.834*** -1.34** 0.835***
      (0.208) (0.194) (0.206) (0.188)
      健康狀況(差=1,較好=2,好=3) 0.167 0.156** 0.166 0.156**
      (0.097) (0.673) (0.096) (0.673)
      婚姻狀況 0.167 -0.145 0.167 -0.145
      (0.107) (0.908) (0.107) (0.908)
      配偶收入(對數) -0.786 -0.245* (-0.776) (-0.244)
      (0.146) (0.317) (0.125) (0.122)
      家庭總收入(對數) -1.687 -0.143 -1.677 -0.144
      (0.457) (0.433) (0.467) (0.432)
      農村戶口(是=1,否=0) 0.241 -0.367 0.244 -0.366
      (0.383) (0.271) (0.382) (0.27)
      城鎮戶口(是=1,否=0) 0.674 0.412 0.672 0.401
      (0.562) (0.311) (0.552) (0.301)
      社區就業率 4.346*** 3.326**
      (0.457) (0.662)
      截距項 10.968* -16.67*** 13.826*** -15.318***
      (3.874) (2.015) (2.817) (1.312)

      注:***、**和*分別表示在1%、5%和10%的統計水平上顯著。

      表5.2子女對女性勞動參與和靈活就業影響的偏效應估計

      解釋變量 靈活就業 勞動參與
      有5歲以下子女 0.376** -0.467***
      (0.095) (0.098)
      有6-14歲子女 0.408*** -0.242***
      (0.063) (0.062)

      注:***、**和*分別表示在1%、5%和10%的統計水平上顯著。

       5.2 穩健性檢驗

      本文在對未成年子女對流動女性的職業選擇影響進行研究是,選擇替換被解釋變量的方法對實證結果進行穩健性檢驗。通過對數據進行分析可以發現,對于女性的就業性質,即是否為靈活就業并沒有統一的標準。因此我們可以借鑒王海成和郭敏(2015)的做法,將沒有簽訂勞動合同以及企業不提供養老保險的工作界定為靈活就業,來對上文的實證結果進行檢驗。表5.3是在新的靈活就業界定下估計女性勞動參與和靈活就業方程得到的結果。從表5.3中可以看出,改變靈活就業的含義之后,得到的結果和上文的實證結果基本一致。

      表5.3用沒有養老保險和未簽訂勞動合同界定靈活就業

      被解釋變量 靈活就業 勞動參與
      有5歲以下子女 0.642** -1.114***
      (0.276) (0.315)
      偏效應估計 0.189** -0.468***
      (0.102) (0.064)
      有6-14歲子女 0.742*** -0.896***
      (0.284) (0.107)
      偏效應估計 0.224*** -0.346***
      (0.065) (0.101)
      樣本量 3245

      注:***、**和*分別表示在1%、5%和10%的統計水平上顯著。

      表5.4為用自我雇傭對靈活就業進行界定時的實證結果。由表5.4可以看出,即家中未成年子女存在降低的女性就業的可能性,家中未成年子女存在會促進流動女性選擇靈活就業。并且學齡前兒童對于流動女性離開勞動力市場的影響大于6-14歲未成年子女,而6-14歲未成年子女的流動女性選擇靈活就業的可能性大于家中有5歲以下子女的流動女性。也進一步證明了本文結果的穩健性。

      表5.4將自我雇傭界定為靈活就業

      被解釋變量 靈活就業 勞動參與
      有5歲以下子女: 0.712* -1.189***
      (0.216) (0.184)
      偏效應估計 0.054* -0.295***
      (0.012) (0.056)
      有6-14歲子女: 0.633** -0.914***
      (0.269) (0.128)
      偏效應估計 0.076** -0.198***
      (0.031) (0.024)
      樣本量 3245

      注:***、**和*分別表示在1%、5%和10%的統計水平上顯著。

       5.3城鄉異質性分析

      對于流動女性而言,城鎮戶口流動女性和鄉村戶口流動女性在就業方面存在較大差異。對于城鎮女性來說,其在教育方面獲得較大優勢,整體上來看比鄉村女性擁有更高的學歷。學歷越高、教育水平越高的女性工作能力相對較強,能夠在同樣的時間內處理更多的事,并且還能勝任更多類型的工作,因此其更加傾向于選擇靈活就業(Wellington2006)。然而,使得受教育水平較高的流動女性在發揮較高工作能力的前提是其工作具有較高的靈活性,而正式的工作職位則不會允許員工在工作時間從事其他工作,即便是在員工已經完成本職工作的前提下?;谶@一原因,教育水平越高、能力越強的流動女性更加傾向于選擇靈活就業,以更好地發揮工作能力。另外一方面,由于受到的教育水平高,工作能力強,城鎮女性對于以后再次找到工作更加有信心,在需要照顧子女時選擇靈活就業的可能性更大。然而,還有一種可能是,和受教育水平較低的流動女性相比,受教育水平較高的流動女性由于工作強度相對較低,其在照顧子女時也有足夠的能力保住原有的非靈活就業崗位,離開勞動力市場的可能性也就相對較低,而鄉村流動女性由于教育水平較低,在需要照顧未成年子女時,保住工作的可能性就相對較低,離開勞動力市場的可能性更大?;谝陨戏治?,城鄉差異對于流動女性的職業選擇和勞動參與呈現出一定的異質性,未成年子女對城鎮和鄉村的流動女性的職業選擇和勞動參與的異質性檢驗如表5-4。

      表5-4城鄉差異女性的異質性分析

      Tobit模型 OLS模型
      解釋變量 靈活就業 勞動參與 靈活就業 勞動參與
      有5歲以下子女 0.564*** -1.626*** 0.563*** -1.626***
      (0.136) (0.204) (0.137) (0.203)
      有6-14歲子女 0.786*** -1.317*** 0.836*** -1.316***
      (0.281) (0.268) (0.277) (0.267)
      城鎮流動女性

      (有5歲以下子女)

      0.431**-1.162**0.432**-1.164**
      (0.291)(0.332)(0.289)(0.334)
      鄉村流動女性

      (有5歲以下子女)

      0.556**-1.087**0.553**-1.078**
      (0.337)(0.674)(0.333)(0.665)
      城鎮流動女性

      (有6-14歲子女)

      0.775***-0.376*0.778***-0.378**
      (0.443)(0.264)(0.441)(0.265)
      鄉村流動人口

      (有6-14歲子女)

      0.342*-0.543**0.346*-0.544***
      (0.217)(0.251)(0.209)(0.251)
      截距項11.673**-18.67***13.632***-19.318***
      (2.886)(4.215)(3.552)(5.662)

      注:***、**和*分別表示在1%、5%和10%的統計水平上顯著。

      從勞動參與方程的估計結果看,城鎮人口顯著降低了6-14歲未成年子女對女性勞動參與的負面影響。但是對于家中有5歲以下未成年子女的流動女性來說,城鎮女性和鄉村流動女性在勞動參與方面的表現基本一致。從靈活就業來看,和鄉村流動女性相比,城鎮流動女性家中含有6-14歲未成年子女時,更加傾向于選擇靈活就業,家中有學齡前未成年子女時,其選擇靈活就業的可能性反而降低。由于勞動市場對女性可能存在一些歧視行為,當女性需要照顧學齡前的子女時有可能被迫地選擇靈活就業,而受教育水平更高的城鎮女性一方面更有可能通過高學歷、高素質降低被歧視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也更有可能不擔心以后尋找工作而暫時放棄工作。當子女需要照顧6-14歲的子女時往往不需要花大量時間陪伴,這提高了女性進入勞動力市場的意愿,并且那些城鎮女性更有可能順利進入勞動力市場。但照顧6-14歲的子女通常需要女性有時間對子女的學習進行輔導,甚至要陪子女參加各種校外的輔導班,這增加了女性主動選擇靈活就業的可能性。

       5.4本章小結

      本章就流動女性家中存在未成年子女對于其勞動參與和職業選擇進行實證分析,將未成年子女分為學齡前和入學兩種,分析兩個年齡段的未成年子女對于流動女性職業選擇的影響,并通過改變靈活就業的界定方式來對實證結果進行穩健性檢驗,已嚴重實證的可靠性。通過研究,得出如下結論:即家中未成年子女存在(包括學齡前未成年子女和入學未成年子女)會降低的女性就業的可能性,增加流動女性選擇靈活就業的可能性,并且家中有學齡前未成年子女的流動女性更加傾向于離開勞動力市場,和家中有學齡前未成年子女的流動女性相比,家中未成年子女已經入學的流動女性選擇靈活就業的可能性更大,家中有老人照料未成年子女的流動女性離開勞動力市場的可能性降低,選擇靈活就業的可能性更大,未成年子女數越多,流動女性離開勞動力市場的可能性越大,選擇靈活就業的可能性也增加。

       6 結論與展望

      城鎮化以及工業化進程的加快以及戶籍管理制度的變化促進了人口的流動,人口流動成為我國社會新時期的一大特征。在流動人口中,女性占比越來越高,研究影響我國流動人口特別是女性流動人口職業選擇的影響因素,就如何解決流動人口的就業問題提出相應的政策建議成為學界研究的重點。

      本文抓住流動女性人口這一特殊群體,結合CHIP2008和CHIP2007的調查數據,對影響我國女性流動人口職業選擇的影響因素進行研究,結合當前全面二孩政策的實施,抓住生育這一影響流動女性就業的關鍵因素,以家中存在未成年子女對于流動女性的就業以及職業選擇的影響進行研究,并將未成年子女進行年齡劃分,分析學齡前未成年子女和入學未成年子女在影響流動女性就業上的差異。

      總的來說,即家中未成年子女存在(包括學齡前未成年子女和入學未成年子女)會降低的女性就業的可能性,增加流動女性選擇靈活就業的可能性,并且家中有學齡前未成年子女的流動女性更加傾向于離開勞動力市場,和家中有學齡前未成年子女的流動女性相比,家中未成年子女已經入學的流動女性選擇靈活就業的可能性更大,家中無老人照看孩子的三口之家選擇離開勞動力市場的可能性更大,家中有老人照看孩子的五口之家的流動女性選擇靈活就業的可能性更大。

      基于以上分析結果,面對我國女性流動人口占比較大,女性流動人口就業較難的現狀,通過分析對其就業產生影響的因素,在此基礎上提出有針對性的建議,尋求合理的措施,有效促進我國流動女性人口的就業,對于改善人民生活,維護社會穩定具有重要意義。

       6.1主要結論

      基于整體理論框架,利用CHIP2008和CHIP2007的調查數據,利用Tobit模型進行實證檢驗,以家中存在未成年子女以及不同年齡段未成年子女對于我國流動女性的就業影響進行分析。得出結論如下:

      (1)生育給流動女性帶來照看未成年子女的壓力,家中含有未成年子女的流動女性由于照看孩子而花費大量精力,會對其勞動參與和職業選擇帶來影響,而家中有不同年齡段的未成年子女以及家中是否有家庭成員分擔照看孩子的壓力的流動女性,在勞動參與和職業選擇上的表現有所不同。

      (2)家中未成年子女存在會降低的女性就業的可能性,家中未成年子女數越多,流動女性離開勞動力市場的可能性越大,并且有學齡前未成年子女的流動女性更加傾向于離開勞動力市場。

      (3)家中未成年子女存在會增加流動女性選擇靈活就業的可能性,未成年子女數量越多,流動女性選擇靈活就業的可能性越大,和家中有學齡前未成年子女的流動女性相比,家中未成年子女已經入學的流動女性選擇靈活就業的可能性更大。

      (3)和無老人幫忙照看孩子的三口之家相比,有老人幫忙照看孩子的五口之家的流動女性離開勞動力市場的可能性降低,選擇靈活就業的可能性更大。

       6.2建議

      結合研究所得到的結論,本文擬從以下幾個方面給出政策上的建議:

      (1)健全完善促進女性就業的政策制度

      政府要建立健全女性權益維護的法律法規,維護女性的平等就業權。修改完善現行的女性權益保護法律法規,從法律的角度給就業歧視建立權威的標準,并加強對企業落實男女就業政策的監督。政府要加大對企業性別歧視行為的處罰措施,及時有效地糾正用人單位性別歧視行為。

      政府要完善生育保障制度。生育不僅僅是女性的個人問題,而且是關系整個民族繁衍和社會經濟發展的重大社會問題,因此,生育所帶來的經濟和機會成本不能由女性獨自承擔,而應該由政府、企業、個人共同負擔。建立和完善生育保險制度,通過社會統籌的方式分攤生育成本,是實現女性平等就業的重要保證。政府應加強生育保障方面的立法,促進生育保險法制化。

      (2)提升女性受教育水平,提升女性就業能力

      實證研究表明,受教育水平對流動女性就業狀態、收入、經濟地位以及就業性質等具有顯著性影響。提高女性流動人口的受教育水平是切實提升女性的就業能力與水平,促進女性就業和性別平等的基本途徑?,F在的流動女性受教育水平整體水平還比較低,社會上對于女性受教育的程度還不是很重視,改變社會觀念,從政府到社會、家庭和個人,多方位努力提升女性流動人口的受教育水平,使得我國的流動女性人口具有更強的就業能力。

      第一,政府需要建立更加完善的教育基礎設施,向社會提供更多的教育資源,最大限度地滿足社會上,尤其是偏遠地區對于教育的需求。

      第二,建立全方位、多層次的教育模式,為成人提供多種形式的再教育模式,幫助已經遠離校門的流動女性人口提供再次教育的機會,提高她們的文化水平。

      第三,除了學歷之外,通過政府和社會團體組織多種再教育方式,例如專業技能教育、外語水平教育等,提高女性流動人口的知識技能。

      (3)針對女性就業困難人員,開展就業援助

      建立完善流動女性長期失業人員、就業困難人員的動態監測網絡,針對每位人員實行個性化幫扶,分析失業原因,制定求職計劃,促進其就業。同時,加大企業吸納困難群體就業的扶持力度,大力開發公益性崗位,拓展政府購買公益性崗位的領域。針對供給側改革過程中的城鎮女性下崗失業人員,積極實施再就業工程,加強供給側改革過程中下崗失業人員轉業轉崗專項培訓,促進其向其他產業行業轉移就業;穩妥做好勞動關系處理、社會保險轉移接續等工作,落實各項社會保障待遇等。

      (4)大力發展公共托幼服務,緩解女性撫育與就業沖突

      女性的生理特性使其在社會中擔任著多重角色,但是用人單位的用人選擇以自身效益和利益為主,女性多重角色的扮演與用人單位的目的發生沖突,導致女性在就業中往往處于弱勢;國家“二孩”政策的放開,使得這種矛盾更加突出。政府應強化為嬰幼兒提供公共照料服務的社會責任,大力發展公共托幼服務,有效緩解女性撫育與就業之間的沖突,促進女性有效平衡兒童撫育與工作之間的關系。有學者認為,面對二孩政策為女性所帶來的生育與就業之間的緊張關系,“建議中央政府盡快明確3歲以下公共托幼事業監管部門,加大對托兒所服務質量的監管力度;責令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及公共托幼事業監管部門盡快制定3歲以下公共托幼事業發展規劃?!?/p>

      政府可以以社區為單位,鼓勵支持成立非盈利組織機構,對五歲以下需要接送幼兒園的女性職工家庭提供幫助,以此來減輕女性職工在家庭中的家務勞動,促使更多的女性從繁瑣的照管幼兒或照顧老人的家庭事務中解脫出來,實現就業。另外,就業單位享受著女性通過撫育子女及家務勞動為勞動力市場提供的支持,因此,承擔起女性由于撫育和照顧老人所帶來的不便,是就業單位義不容辭的社會責任。就業單位應在業務和經濟條件允許的情況下,為有特殊需求的女性實行非全日工作制,執行靈活的請假、休假制度??傊?,只有通過政府與社會等多方共同努力,才能逐步建立起緩解女性撫育與就業沖突、促進女性就業的多種支持體系。

       6.3研究展望

      本文在研究過程中取得了比較全面的成果,但受本人研究能力和客觀條件的限制,本研究也存在一些明顯的不足,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本文選取CHIP2008和CHIP2007調查數據作為研究對象,樣本數據雖然比較新,但仍然有一定的滯后性。此外,本文的研究樣本為20-49歲之間的流動女性人口,雖然是流動女性人口中就業的主力,但是目前社會上其余年齡段,尤其是20歲以下流動女性人口仍然占了很大一部分,而且對于我國的部分農村女性來說,存在20歲以下已經生育的情況,樣本的寬度仍然需要進一步加強。

      (2)本文從主要抓住生育對我國流動女性人口的職業選擇的影響進行了分析,主要分析了不同的年齡段對于流動女性靈活就業的影響,但仍顯不夠,對于未成年子女數量影響流動女性就業的情況未進行研究,并且對于其他影響流動女性職業選擇的因素,比如各個地方的人才引進政策,人口流動的流入和流出特征等,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女性的勞動參與率以及職業選擇,本文的研究未能涉及。

      針對以上不足,在接下來的研究過程中,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

      (1)對樣本數據進行更新,使用最新的統計數據進行研究,以使得獲得的結論更加具有時效性。

      (2)擴大樣本范圍,將20歲以下的流動女性人口也加入到研究對象中,擴大樣本女性的年齡跨度,使得獲得的結論更加具有完善。

      (3)進行更為深入的數量收集和整理,以獲得更為詳盡的樣本,研究國家和政府的政策、流入流出特征等因素對于女性職業選擇的影響,使得研究過程以及結果覆蓋的范圍更廣,以為提出相應的對策及解決措施提供更為廣泛的依據。

      致 謝

      時光一直向前走從不會停留,兩年的時光很快地就過去了,回顧兩年的研究生學習過程,我感慨良多。想當初剛剛成為一名碩士研究生時,我是十分激動而又忐忑不安的,既充滿著對于新的領域的好奇與憧憬,又有對于未知的緊張和不安。此時,我特別開心遇見了我的導師xxx教授,他對科學研究十分認真和嚴謹,同時對于我又充滿著耐心,時時刻刻督促著我學習與進步,對我既有嚴厲又有鼓勵,一次次地鼓勵讓我一次次重拾旗鼓。在進行論文撰寫時,我的導師時刻關注著我的進度,幫我把控論文的質量,一次次地為我指明方向,使我很多次地有茅塞頓開之感。在xxx教授的指導下完成研究生學習是我人生中非常幸運的一件事,我的導師,非常謝謝您,您辛苦了。

      此外,我還要對我的父母以及家人說一聲感謝。我的父母為我的成長以及學業耗費了無數的心血,從小到大,他們一直盡最大的努力滿足我,為我的成長提供最好的條件,只為我能取得進步。在即將畢業的時候,我要認認真真地對他們說,親愛的爸爸媽媽,我特別感謝你們,不管是現在,還是在將來都不會辜負你們的期望。

      接著,我要對實驗室的同門們進行真誠的感謝。在xxx教授強大的人格魅力的影響下,我們同門之間就是一個非常和睦、溫暖的大家庭,大家互相幫助、共同努力,雖然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特點,但是組合在一起就具有同樣的特質,那就是活躍、有干勁。在讀研期間,這個大家庭給我帶來了很多歡樂和幫助,在此,我要對我的同門進行感謝,相對他們真誠地說一句:有你們真好。

      然后,我還要對我的室友表示感謝,感恩兩年和你們在一起的時光,在最美的時光遇見彼此,并相互陪伴,中間有開心有眼淚,但到最后,都化為不舍。在這里,我要對你們說一聲:真的感謝你們的相伴,我會永遠記得你們。

      在最后,我還有感謝我的學校華南農業大學,是你,為我提供了良好的學習環境、豐富的學習資源,讓我遇見學識淵博的導師、熱心可愛的同學。感恩母校,感恩遇見,感恩所有。

      參考文獻

      [1]Stephen M. Miller, Mukti P. Upadhyay. The effects of openness, trade orientation, and human capital o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000,63(2).

      [2]Henry Tam. U-shaped female labor participation with economic development: Some panel data evidence[J]. Economics Letters, 2010, 110(2).

      [3]Michael, Robert T. Consequences of the Rise in Female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Rates: Questions and Probes[J].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1985,88(3)

      [4]Sprague, Alison. Post-war fertility and female labour force participation rates[J]. Economic Journal,1988.

      [5]Contreras, Dante; Plaza, Gonzalo. Cultural Factors in Women’s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in Chile[J]. Feminist Economics, 2010.

      [6]Dutta, Nabamita; Mallick, Sushanta. Enabling Women Entrepreneurs: Exploring Factors That Mitigate the Negative Impact of Fertility Rates on Female Entrepreneurship[J].Kyklos,2018.

      [7]Majbouri, Mahdi. Oil, Laws, and Female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International Advances in Economic Research[J], 2017.

      [8]Tsani, Stella; Paroussos, Leonidas. Female labour force particip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the South Mediterranean countries[J]. Economics Letters,2013.

      [9]Gaddis, Isis; Pieters, Janneke.The Gendered Labor Market Impacts of Trade Liberalization: Evidence from Brazil[J].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2017.

      [10]Majbouri, Mahdi. Against the Wind: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of Women and Economic Instability in Iran[J]. Feminist Economics,2016.

      [11]Hollweg, Claire H; Lederman, Daniel. Structural Reforms and Labour-market Outcomes: International Panel-data Evidence[J].World Economy,2016.

      [12]Siah, Audrey K.L.; Lee, Grace H.Y. Female labour force participation, infant mortality and fertility in Malaysia[J]. Journal of the Asia Pacific Economy,2015.

      [13]Mehrotra, Santosh; Parida, Jajati K. Why is the Labour Force Participation of Women Declining in India[J]? World Development,2017.

      [14]FAtasoy, Burak. Female Labour Force Participation in Turkey: The Role of Traditionalism[J]. European Journal of Development Research, 2017.

      [15]Mishra, Vinod; Nielsen, Ingrid.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emale labour force participation and fertility in G7 countries: evidence from panel cointegration and Granger causality[J].Empirical Economics,2010.

      [16]Courtney Harold Van Houtven, Norma B. Coe, Meghan M. Skira. The effect of informal care on work and wages[J]. Journal of Health Economics,2013,32(1).

      [17]Meredith B. Lilly, Audrey Laporte, Peter C. Coyte. Do they care too much to work? The influence of caregiving intensity on the labour force participation of unpaid caregivers in Canada[J]. Journal of Health Economics,2010,29(6).

      [18]David E. Bloom, David Canning, Günther Fink, Jocelyn E. Finlay. Fertility, female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and the demographic dividend[J].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2009,14(2).

      [19]David Neumark, Andrew Postlewaite. Relative income concerns and the rise in married women’s employment[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1998,70(1).

      [20]Stephen M. Miller, Mukti P. Upadhyay. The effects of openness, trade orientation, and human capital o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000,63(2).

      [21]Henry Tam. U-shaped female labor participation with economic development: Some panel data evidence[J]. Economics Letters,2010,110(2).

      [22]Kim, Jinyoung; Lee, Jong‐Wha; Shin, Kwanho. Gender Inequality and Economic Growth in Korea[J].Pacific Economic Review,2018.

      [23]Brainerd, Elizabeth. Women in transition: changes in gender wage differentials in eastern Europe and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Brainerd, Elizabeth[J].ILR Review,2000.

      [24]Avsar, Veysel. Import protection and female labor[J].Singapore Economic Review,2014.

      [25]Blau, Francine D; Kahn, Lawrence M. Female Labor Supply: Why Is the United States Falling Behind[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13.

      [26]Halla, Martin.The effect of joint custody on family outcomes[J].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2013.

      [27]Sung Chul No; Andrews, Donald; Yigletu, Ashagre. Dynamic Analysis of Income and Independence Effect of African American Female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on Divorce[J].Atlantic Economic Journal,2007.

      [28]Narayan, Paresh Kumar. Determinants of Female Fertility in Taiwan, 1966–2001: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Cointegration and Variance Decomposition Analysis[J].Asian Economic Journal,2006.

      [29]Narayan, Paresh Kumar; Smyth, Russell. Female labour force participation, fertility and infant mortality in Australia: some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Granger causality tests[J].Applied Economics,2006.

      [30]Tan, Peck‐Leong; Gibson, John. Impact of Foreign Maids on Female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in Malaysia Impact of Foreign Maids on Female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in Malaysia[J].Asian Economic Journal,2013

      [31]Michael, Robert T.Consequences of the Rise in Female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Rates: Questions and Probes[J].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1985.

      [32]Mishra, Vinod; Smyth, Russell. Female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and total fertility rates in the OECD: New evidence from panel cointegration and Granger causality testing[J].Journal of Economics & Business,2010.

      [33]Fukuda, Kosei. A cohort analysis of female labor participation rates in the U.S. and Japan[J].Review of Economics of the Household,2006.

      [34]Lv, Zhike; Yang, Rudai. Does women’s participation in politics increase female labor participation? ——Evidence from panel data analysis[J].Economics Letters,2018.

      [35]Michael, Robert T. Consequences of the Rise in Female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Rates: Questions and Probes[J].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1985.

      [36]Mishra, Vinod; Smyth, Russell. Female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and total fertility rates in the OECD: New evidence from panel cointegration and Granger causality testing[J].Journal of Economics & Business,2010.

      [37]Fukuda, Kosei. A cohort analysis of female labor participation rates in the U.S. and Japan[J].Review of Economics of the Household,2006.

      [38]Lv, Zhike; Yang, Rudai. Does women’s participation in politics increase female labor participation? ——Evidence from panel data analysis[J].Economics Letters,2018.

      [39]楊翠芬.受教育程度對中老年人勞動參與率的影響[J].調研世界,2018(09):39-44.

      [40]鄒紅,彭爭呈,欒炳江.隔代照料與女性勞動供給——兼析照料視角下全面二孩與延遲退休悖論[J].經濟學動態,2018(07):37-52.

      [41]陳婷婷.生育代價、社會資本與流動女性的就業質量——基于全國樣本的監測數據[J].廣東社會科學,2018(01):200-209.

      [42]馬骍.流動人口家庭化遷移對女性就業影響研究——基于云南省動態監測數據的分析[J].北京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04):145-154.

      [43]梁海艷,代燕,馬骍.家庭化模式對流動女性的就業影響研究——以2014年云南和內蒙古流動人口動態監測調查為例[J].中國人力資源開發,2017(03):144-153.

      [44]邱幼云.“場域-慣習”視野下勞動參與的性別化機制——基于一名80后流動女性的個案分析[J].中國青年研究,2017(02):72-77.

      [45]張麗瓊. 家庭化流動對流動人口就業狀況的影響[D].福建師范大學,2016.

      [46]張航空,杜靜宜.家庭流動對流動人口家庭成員就業狀況的影響[J].人口與經濟,2012(05):40-46.

      [47]陳金梅,林李月,張麗瓊.不同受教育水平女性流動人口的就業差異研究——以福建省為例[J].云南地理環境研究,2012,24(04):25-31+54.

      [48]黃牧. 湖南流動女性問題研究[D].湖南師范大學,2012.

      [49]譚琳,宋月萍.貿易自由化環境中的女性遷移流動及其對生殖健康的影響[J].人口研究,2004(04):57-62.

      [50]何靖怡,諶新民.家庭因子對女性勞動參與的影響研究[J].現代經濟信息,2018(08):19-21.

      [51]陳瑛,江鴻澤.子女數量對我國流動女性勞動參與的影響——基于M型與倒U型勞動參與曲線的分析[J].南方人口,2018,33(02):47-60+14.

      [52]何靖怡,諶新民.丈夫收入對已婚女性勞動參與的影響研究——來自CGSS的數據[J].勞動經濟評論,2018,11(01):40-55.

      [53]趙寧,李永杰.貿易全球化對女性勞動參與率的影響[J].中國人口科學,2015(04):83-92+128.

      [54]白莉娟. 基于家庭視角的女性勞動參與率研究[D].遼寧大學,2014.

      [55]羅俊峰,苗迎春.生育孩子數對女性勞動參與率的影響——基于2014年流動人口動態監測數據[J].調研世界,2018(12):36-43.

      [56]侯建明,關喬,楊小藝.我國女性流動人口職業選擇的影響因素分析[J].人口學刊,2019,41(01):69-79.

      [57]劉愷. 子女數量對女性勞動供給的影響[D].湖南大學,2017.

      [58]程璆,鄭逸芳,許佳賢.家庭稟賦、結構制約與已婚女性勞動供給——基于2010年中國綜合社會調查數據的分析[J].勞動經濟研究,2017,5(02):80-95.

      [59]龐麗華,羅雅楠.我國已婚流動女性就業狀況及性別差異影響因素研究[J].南方人口,2015,30(01):70-80.

      [60]盧海陽,錢文榮,馬志雄.家庭式遷移女性流動人口勞動供給行為研究[J].統計與信息論壇,2013,28(09):100-106.

      [61]張航空,杜靜宜.家庭流動對流動人口家庭成員就業狀況的影響[J].人口與經濟,2012(05):40-46.

      [62]段成榮,張斐,盧雪和.中國女性流動人口狀況研究[J].婦女研究論叢,2009(04):11-18+27.

      [63]葉文振,葛學鳳,葉妍.流動婦女的職業發展及其影響因素——以廈門市流動人口為例[J].人口研究,2005(01):66-73.

      [64]林裕娣. 二孩政策影響下女性職業發展策略研究[D].首都經濟貿易大學,2018.

      [65]王清艷. 新生代流動女性社會融合及影響因素研究[D].西安工程大學,2017.

      [66]宋月萍,李龍.隨遷子女學前教育與流動女性的就業實證研究[J].婦女研究論叢,2012(06):20-30.

      [67]張川川.子女數量對已婚女性勞動供給和工資的影響[J].人口與經濟,2011(05):29-35.

      [68]羅媛. 已婚女性勞動力供給決策的實證研究[D].南京農業大學,2008.

      [69]王臨風,余玲錚,金釗.性別失衡、婚姻擠壓與個體勞動參與[J].勞動經濟研究,2018,6(03):75-96.

      [70]都陽,賈朋.勞動供給與經濟增長[J].勞動經濟研究,2018,6(03):3-21.

      [71]高春雷.供給側改革背景下的女性就業形式分析[J].北京市工會干部學院學報,2017,32(02):3-12.

      [72]沈茂英.成都女性就業變動態勢及其政策含義——基于“五普”與“六普”數據的比較分析[J].西北人口,2015,36(06):94-98.

      [73]綦松玲,鮑紅紅,劉欣,趙龍宇.吉林省流動人口就業和居住情況研究[J].人口學刊,2014,36(05):87-95.

      [74]段成榮,袁艷,郭靜.我國流動人口的最新狀況[J].西北人口,2013,34(06):1-7+12.

      [75]宋月萍,李龍.隨遷子女學前教育與流動女性的就業實證研究[J].婦女研究論叢,2012(06):20-30.

      [76]李強.“雙重遷移”女性的就業決策和工資收入的影響因素分析——基于北京市女性流動人口的調查[J].中國人口科學,2012(05):104-110+112.

      [77]陳金梅,林李月,張麗瓊.不同受教育水平女性流動人口的就業差異研究——以福建省為例[J].云南地理環境研究,2012,24(04):25-31+54.

      [78]王俊秋.山東省女性流動人口就業狀況研究——以濟南、青島、德州女性流動人口為例[J].山東教育學院學報,2009,24(05):18-21.

      [79]杜平. 農村女性流動人口就業的社會性別分析[D].南開大學,2006.

      [80]鄭恒. 對中國女性勞動參與率變動的經濟分析[D].浙江大學,2003.

      女性就業狀態影響因素分析

      女性就業狀態影響因素分析

      VIP月卡免費
      VIP年會員免費
      價格 ¥9.90 發布時間 2023年10月23日
      已付費?登錄刷新
      下載提示:

      1、如文檔侵犯商業秘密、侵犯著作權、侵犯人身權等,請點擊“文章版權申述”(推薦),也可以打舉報電話:18735597641(電話支持時間:9:00-18:30)。

      2、網站文檔一經付費(服務費),不意味著購買了該文檔的版權,僅供個人/單位學習、研究之用,不得用于商業用途,未經授權,嚴禁復制、發行、匯編、翻譯或者網絡傳播等,侵權必究。

      3、本站所有內容均由合作方或網友投稿,本站不對文檔的完整性、權威性及其觀點立場正確性做任何保證或承諾!文檔內容僅供研究參考,付費前請自行鑒別。如您付費,意味著您自己接受本站規則且自行承擔風險,本站不退款、不進行額外附加服務。

      原創文章,作者:1158,如若轉載,請注明出處:http://m.benfu7.cn/chachong/141071.html,

      (0)
      上一篇 2023年5月17日
      下一篇 2023年5月17日

      相關推薦

      My title page contents 娇妻被生人粗大猛烈进出高潮|偷窥中国女人妇检2|欧美日韩中文亚洲精品视频|农村男女在野外野战hd

      <var id="z7hpn"></var>

      <nobr id="z7hpn"></nobr>

      <th id="z7hpn"><big id="z7hpn"><menuitem id="z7hpn"></menuitem></big></th>
      <video id="z7hpn"><big id="z7hpn"><menuitem id="z7hpn"></menuitem></big></video><video id="z7hpn"><mark id="z7hpn"><font id="z7hpn"></font></mark></video>

      <b id="z7hpn"></b>

      <video id="z7hpn"><mark id="z7hpn"></mark></video>
        <th id="z7hpn"><meter id="z7hpn"><sub id="z7hpn"></sub></meter></th>

          ? ? ?